……旗袍，不是已經從我們的日常生活里隱退了嗎？

比較近的一次，它大規模地出現在視野里，是《花樣年華》里的少婦張曼玉，綽約地、隱隱誘惑地，一件一件換旗袍。她連下樓買碗面都得換件沒亮過相的旗袍，那無非說明她寂寞，她的心她的身體，太久不曾得到過男人的注視，連街頭巷尾的驚鴻一瞥也值得重視。

然而這一瞥大概也就夠了，那情欲之火尚不曾從她身上完全消失，卻也不足以燎原，旗袍的領口豎得那么硬，一襻連一襻，不是一雙笨拙的手可以勝任的。這是壓抑的勾引，遠兜遠轉的拒絕，她恰可以進入唐詩宋詞，含淚說“還君明珠雙淚垂”，而任由對方更香艷地說：“心有靈犀一點通。”

這樣一想，就理解了：丁香一般結著愁怨的女子是穿旗袍的；訴說“我與悲鴻”“我與道藩”的蔣碧微也是穿過旗袍的；身為傳教士之女，曾經無比洋派如小公主的宋氏姐妹們，到年長之后，自覺自愿地，全以旗袍行世……她們的共性大概都是：承載男性的幻想，但不真正發生些什么。

幾乎很容易把春閨、春怨、閨怨等我們看熟了的詞匯放在旗袍女子身上，雖然那是曲折熱辣的欲望，卻是被禁錮著的。無論她們的靈魂是多么洛莉塔，旗袍總歸是她們的巴別塔，鎖住溝通與念想的可能性。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就是這么一個幽幽委婉的年代。

一個時代的性觀念，往往以時裝的形式展現。女裝，書寫著男性的綺夢。永遠的高跟鞋，是古今中外男人共同的“我為金蓮狂”；絲襪，是這樣地抓住男人的心，于是我們看到，《巴黎最后一班地鐵》里面，頂時髦的巴黎女人，在腿上畫出絲襪，為了逼真，連鉤痕都畫出來。當然了，也有丑得驚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為性載體的時裝，比如說——打底褲。

而時裝大潮退去，也就是說，審美改變了。紅顏彈指老，舊時芳華，就只能留著游園驚夢。

最近一次在電影里看到旗袍而印象深刻，居然是《蜘蛛俠》，里面的金發碧眼洋妞，在萬家歡樂的街頭，穿一件中國紅的短旗袍，越發顯得胳膊是胳膊、腿是腿，大白蘿卜似的脆生生。這架勢，跟我們穿巴基斯坦長衫一樣，都是追求異國風情。

然后來了綠惡魔，洋妞尖叫逃跑，從一個廢墟掉到另一個廢墟，毀滅就在她身邊發生，直到偉大的蜘蛛俠出現，輕盈地搭救了她。旗袍以其行動不便，夸張了女性的荏弱及有待拯救。當然了，晚禮服也不見得便利到哪里去，但至少還可以下擺一提，大踏步狂奔，旗袍如果衩開得不夠高，連這個可能性都沒有，一遇非常事件，就是中國式《地獄變》。

同工同酬這件事叫了很久，女人被當男人使，不是一個笑話，而是赤裸裸的現狀。這殘酷時代，再來婉約纏綿，要冒被當成腦殘體的風險。所以，每個女人仍然有一件旗袍，若有若無地曖昧著；她有時穿旗袍似襯衫去上班；也許帶兩個大箱子去風景地旅游時，里面有一件旗袍，以供在石林前扮演“到此一游”；在婚禮上，她如果懶穿馬褂，也許會挑選旗袍，來擔任換裝的一環……這大概就是極限了。旗袍，就是這樣高度戲劇化地，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偶一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