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特別愿意力求人的完美，有時候就疏忽了本質優點，要求我們做“三好學生”。社會上這樣的人有嗎？有，肯定會有，但是我做不到。

　　“相比電影《風聲》中的漢奸王田香，丁默群更像一個人，這也許是在以往的影視作品中并不多見的。”《旗袍》中的丁默群，是王志文繼《風聲》里的王田香演繹的又一個反面的特務角色。這部諜戰大戲在全國衛視播出后，收視率創下了新高。

　　這是一個和《色·戒》相似的故事。王志文演的丁默群和梁朝偉演的易先生差不多，是汪偽的特工頭子。在《旗袍》里，丁默群原來是大學校長，即使成為特務，但仍然對旗袍文化情有獨鐘，最終因此陷于共產黨員關萍露設下的 “美人計”無法自拔。

我想讓媽媽快樂

　　在《旗袍》新聞發布會現場，記者問王志文誰是他見過的把旗袍穿得最美的人？王志文鄭重起來：“我母親。我看過我媽媽年輕時穿旗袍的照片，就我的印象來說，她穿旗袍是最美的。 ”

　　從小到大，母親一直是最支持他的人。

　　“我需要200元錢，去成都參加電影學院的考試。”想當演員的想法被哥哥潑了冷水之后，高中生王志文找到了母親。“我小的時候，生活并不像今天豐富多彩，看電影差不多是節假日才會有一次。能夠坐在電影院里看電影是一件非常幸福、快樂的事情，就像是在過一個節日。那時候我就想，演員這個工作真好，能夠讓大家愉快。”母親想了一會，馬上就答應了，給了他200元錢。家里的經濟條件并不寬裕，在1984年，母親的月工資是50元，這基本是家里的全部收入。

　　想當演員是因為一個樸素的愿望：想讓母親快樂。父親因為遭遇車禍很早就去世了，家庭的重擔全部壓在母親的肩上。志文在家排行老三，上面還有兩個哥哥。“我媽和我爸感情一直非常好，家里突然出現這么大變故，我媽一下接受不了，就經常一個人悄悄流淚。家里一共兄弟三個，我最小，總想替她分擔一點，有時候夜里一覺醒來，摸著黑往媽媽眼睛上摸一摸，如果全是淚水，我后邊的覺就睡不踏實了，如果媽媽臉上是干的，我就安心了。”

　　因為母親的支持，哥哥不再反對，到火車站買好了票。18歲的王志文一個人坐著火車去了成都，為了省錢，志文坐的是硬座，從上海去成都需要三個白天兩個夜晚。他隨身帶著一個叮當作響的布包，里面是干糧、水杯和媽媽準備的盒飯。

　　在火車上，因為空氣干燥，王志文流了很多鼻血，他熟練地拿出報紙，捏成團，塞進鼻孔。坐累了，就站著。車廂里空氣渾濁，人聲嘈雜，味道難聞。到晚上了，拿兩張報紙就鉆到座位的底下躺下，看著一雙雙腿和腳，怎么也睡不著。

　　到了成都已經是晚上10點，公共汽車已經停了，按著手上的紙條，左拐右轉，志文找到了一個朋友的親戚家里。第二天，去考試點報上了名。借住的人家房子不大，主人對他的態度也不冷不熱。第三天，志文搬到了教自己高中數學的鄭老師弟弟家里。這個家庭對志文很熱情，鄭阿姨給他做了很多好吃的菜。

　　每天考試，鄭阿姨都會陪志文一起去。當時的考試也很簡單，除了文化課考試以外，就是表演。表演考試也不復雜，表演一個小品，唱一首歌。考試完回家，志文就給母親寫信，報告自己每天的情況。在成都的兩個星期里，志文給母親寫了12封信。

　　回到上海以后，在暑假過了一半的時候，王志文接到了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的錄取通知書。回想當年的考試經歷，王志文說，“18歲的時候選擇了演員為我的職業，但是當時我沒料到它帶來的名和利。那個時候，人對錢還沒有這么明晰的認識，人們認為名和錢是很庸俗的東西。”

　　在北京學習工作10年以后，為了照顧年老的母親，王志文回到了上海。“在1995、1996那兩年，我媽媽打給我的電話突然越來越多了，后來我就想，可能是她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太好，對我的依賴漸漸多了起來。我一直想把我媽照顧好，那我就回到了上海。”

　　一回上海，志文就給媽媽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自己住一間10平方米的小屋。除了工作以外，志文三天兩頭去和母親吃飯聊天。后來，由于母親缺乏“安全感”，王志文決定換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把她接過來一起住，這樣每天能夠看到她，她也能每天看見我，我想會好一些”。

想做一個好演員

　　王志文演藝生涯的第一次打擊來自大一的班主任徐老師。在秦皇島的海邊，徐老師和志文在海邊散步，徐老師對志文說，“下學期我就不教你們了，志文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文化課很好，你的字也寫得很好。所以你要做好準備，我們招你進來是讓你來當老師的，要為學校培養師資力量，而且你做演員可能要吃點虧，要差點。”志文聽了當時一驚，回答說：“我當不了演員你招我干什么呢？你招我就意味著我可以成為好演員，再說，我還沒有演過戲，我怎么能夠教學生表演呢？”徐老師的話像子彈一樣打在了志文身上，也激起了志文身上的頑強的意志：我一定要當一個好演員！

　　不僅如此，就連給志文講專業課的老師也感到納悶，志文的作業為什么他自己不演主角，老是讓其他同學擔任主演呢？這樣的次數多了，老師就忍不住問他：“志文，你怎么像一個導演，你編的小品和片斷都被別人接受了，你應該在這個里面當主角，你為什么老是在自己創作的戲里擔任一個不重要的角色呢？”志文的回答是：“在我這個故事里，我覺得其他人比我更適合扮演主角。”

　　正因為如此，志文在成名以后，才會不按照演藝圈里的行規出牌，仍然會像接一部戲的主演那樣認真地去演一個戲里的配角。志文說，“在電影這個總體當中，必須要有很多的零件一起運作這個機器才能正常地運轉，配角同樣重要。但是我們經常把這個主次分得很清楚，老是覺得演員紅了以后就能演主角不能演配角，這是錯誤的想法。”

　　另外一次打擊來自大四。一位叫張軍釗的電影導演，請王志文在他導演的電影《弧光》中擔任男主角。結果電影拍了一個月，導演對志文說要換男主角，而且說志文不會演戲。這件事對志文刺激很大。直到在《南行記》、《皇城根》、《過把癮》中出現，作為演員的志文終于得到了專家和觀眾的肯定，志文的委屈和心內的缺憾才補全。

　　現在的志文，越來越堅定自己了。“80年代末，正處在我們中國很多審美的概念上的變化時期。尤其是對演員，以前我們覺得演員是帶有模范作用的，后來覺得演員他應該更加以人性來面對這個職業。原來一些既有的規定被打破了，典型化的表演程式被突破了，很多按照以前觀念被認為做不了演員的人，也可以通過努力成為一個很不錯的演員了。就是這樣，從那個時候我開始了演員生涯。盡管有很多東西是一直在變，但是我的心理上有一個堅定的東西始終沒有改變，這就是我建立起來的一個做人信念和表演標準，這個是你自己都不允許自己變的。”

做人要講道理

　　畢業以后，志文分到了中央戲劇學院戲劇研究所工作。生活環境特別差，一間小屋兩人合住，另外一位先生就在屋子里打隔斷，他占三分之二，留給志文三分之一的面積。他在這樣的環境里過了多年。

　　按照工齡，志文早就應該是教授了。但是當學校通知王志文參加評級，王志文得知評級要經過開會、填表以后，他決定放棄了評選。原因看似簡單：“因為開會是我厭惡的事，填表也是我不喜歡的事，如果我為了一個職稱，我要評一個一級演員、教授，然后我要填無數張表，然后我要開無數個會，以這樣來交換的話，我覺得這不是我的事。”

　　志文在乎的是原則：某年中戲分房子，按照王志文的資格，應該在分房之列，但是卻沒有給他分。王志文很不高興，給院長打了一個電話，大意是，我是中戲的人，每部戲都給學校交勞務費，接每部戲都是公司先找學校簽，然后再來找我，這是我一貫的做法。我這樣做了，你就沒有權力不給我分房子，你不能無視我的存在。

　　很快，中戲分給志文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拿到鑰匙以后的一個月，王志文把房子的鑰匙退回給院長。院長表示非常不理解：“分給你的房子怎么給退回來了？”志文回答說，“分不分，這是你們的事，要不要，這是我的事。因為我現在在上海生活，北京的房子我不用，擱在我這兒浪費，我相信學校很多人期待著這房子，這房子可以給他們。”

　　直到現在，每逢年假節，學校在分一些福利物品的時候，都會給王志文分一份。王志文把這些東西分給了研究所的同事們。“因為這些東西是我不需要的，為了拿這些東西飛北京一趟，很不值得。房子給了我空在那兒，我覺得是很大的浪費，所以從北京搬回上海的時候，我連自己那間宿舍都讓給了學校另外的一個年輕的夫婦住，其實我完全可以不把這個房子交給他們，但我想我沒用，他們沒有房子住，生活有困難，那我就給他們住了。”

　　王志文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是上海人最愛講的一句話：做人要講道理。

做名人不易

　　志文喜歡回憶學生時代。“上學的時候不會面對很多學習以外的事情。我個人的經歷也是從學校到學校，工作單位也是學校。學校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干凈、比較簡單的地方。后來慢慢步入社會了，很多社會上的事情我不適應。”

　　沒有成名的時候總想著成名，成名以后有很多煩惱。紅火以后的志文，有一段時間內，非常不適應生活的變化。“演員這個職業讓你想有所作為，想學有所成，出了名以后你怎么來面對這個名，其實出了名不是一件好事，社會對你的要求和看法和沒出名以前完全不一樣。但是沒出名之前你不知道，沒有做好準備。”

　　“人們會在你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他們的要求是不一樣的，以前你打一個電話，我沒給你回你無所謂的，不回就不回了唄。但是，因為我成名了，我沒回這就成一個事了，在很多人眼里這就是一個事。我還是喜歡人跟人之間平等的關系，如果是我朋友的話我一定會考慮他的難處，他也會考慮我的難處。”

　　有趣的是，從一些報刊上讀到的王志文跟現實中相處打過交道的王志文，是兩個截然不同、差異很大的形象。志文說，“跟我相處時間比較長的人可能知道，比如說我的同學、我的老朋友，他們知道我在出名之前出名以后，一直沒有什么變化。”

　　拍《紅粉》的時候，有一位自稱是第一個寫文章捧王志文的記者，幫助一家南方媒體約王志文寫專欄，被王志文婉拒以后，該記者對王志文說：“我準備再捧出一個你這樣的明星。”王志文微微一笑回答說：“中國有這人嗎？”該記者覺得王志文不給自己面子，遂寫了一組文章發表在各地報刊上，大罵王志文忘恩負義，還找了一幫在媒體工作的哥們，要聯合起來封殺王志文。

　　還有一家合肥的報紙，把別人干的事兒硬安到了他的頭上，而且根據虛構的事實，大發了一通“某些像王志文這樣的演員德行如何如何壞”的議論。王志文選擇的是為名譽打“一元錢索賠”官司，結果是那張報紙公開道歉，不痛不癢賠幾個錢，發行量卻長了好多倍。

　　“在演員里我算是敢說話的，為什么我現在不說話，其實我也可以講一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客套話，大家聽了都很舒服。但是難道就不能講真話了嗎？如果讓我選擇，我寧愿選擇真實。但是，真實往往是令人不舒服的。比如我有時候愛喝點酒，跟人家酒后聊天的話第二天就登在了報紙上。但讀者不明白我是在什么情況下、什么樣的情緒下說的話。然后，媒介大加發揮，甚至故意歪曲、捏造事實，這些傷害了我。”

　　后來發生了“名片事件”讓王志文選擇了遠離媒體，專門找跟演藝圈和媒體不沾邊的朋友交往，在安全的地方發泄和釋放自己的個性，“因為我個性里就好這份狂，從事這種職業更不能總壓抑自己”。

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喜歡我

　　我覺得電視劇比較簡單，大部分的觀眾愛看，它就是一個不錯的電視劇。拍電視劇也比較簡單，評論家們對電視劇沒有這樣那樣的要求。而且我覺得我就是一個演員，這個職業是被別人選擇的，人家找我拍電影或者拍電視劇，我覺得合適就接拍。我沒有把自己當回事，這就是一個工作，一個謀生的手段，是我的興趣所在，而且不是很乏味，從事工作20年，慢慢就有了感情，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現在，那就把它認真做好。在表演上，我對電影和電視劇一樣用心，并沒有什么區別。  就是說，你以前既定、已經形成的那一套東西都用完了，然后要把原來已經展覽過的那部分內容，要從展覽會上全部撕掉，然后你要重新建立一套新東西，拿出新作品。

　　我多次講過，作為演員我演的角色只有一個，從第一個一直演到最后，如果我完成了這個角色，那我就不演電影了。有人問我你是不是演的就是你自己，我說這個事不能這么看，我從來沒有渴望把所有的人生放在一部電影作品里。因為我做不到，所以我寧愿把它分散在很多電影和電視劇當中。這樣的做法可以把我的生命給延續下去。 

　　我以前總是對書本有一種尊敬，總是以為課本上的東西都是對的，就等于是真理。最早從事表演的時候，劇本給了我藝術規則，給我提供了進入的角度，我也是按這種既定要求在演，慢慢我就發現不是這樣。有時候需要改變， 在文字提供的道路之外，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性，這樣的改變我認為是一種進步。后來我對已經成為事實的東西也會采取懷疑和否定的態度，在別人的角度之外，我會用自己的腦子重新認識組合，產生一個概念，而不是被既定方式所限制，我覺得拍戲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突破已有的框架，聽一聽不同的意見，會更加豐富已有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