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太和殿中的“正大光明”匾為清代順治皇帝御筆書寫

　　 清代御匾一般分為兩種。一是宮中用匾，主要為紫禁城中及各處皇家宮苑(包括行宮、陵寢等)的宮殿門樓匾牌等館室名匾，及室內掛的各種裝飾性的詞匾。第二種是賜匾，即皇帝賜給下屬的禮品性匾額，包括御賜朝鮮、琉球等國王匾；當然，更多的則是賜給各地城工、廟宇、書院等建筑的名匾及詞匾，還有賜給個人的齋館名匾及詞匾等。不過，無論宮匾還是賜匾，都要按請匾手續來辦。如果是宮匾，就由內務府總管上奏；地方請匾則由地方最高長官，通常是總督或巡撫大人上奏請匾。請御匾是個很嚴肅的事情，理由要充分，比如哪兒一新的建筑落成了，哪個官員立功了，地方上哪個老人活過了100歲、“五世同堂”、“親見七代”，都可請御匾。但是，在請匾奏折中一定要附帶注明請匾內容、數量和尺寸。清宮《上諭檔》記載：嘉慶十年(1805)十月，西寧辦事大臣玉寧奏報慧覺寺扎木穆揚呼圖克圖為祝皇帝萬壽(生日)捐資建造佛塔，請求賜御匾，但玉寧沒有將佛塔的規模與尺寸詳報，也沒提到所請匾額的尺寸，嘉慶很生氣，叫軍機處傳諭玉寧，警告后要求他將佛塔的各種數據包括所請匾額的尺寸重新報一次。

    　清帝大規模開始寫匾是從康熙開始。從宮中雜檔記載來看，他一生中僅給五臺山各寺廟就寫過46塊匾。相比之下，雍正就更了不得了。不過，清代皇帝中賜御匾最多的則屬乾隆皇帝，這和他在位時間長，加之性格上好大喜功不無關系。而到了嘉慶、道光時期，由于大清國運開始走下坡路，皇帝們并不熱衷于書法，字也寫得比較差勁，御筆匾額的數量自然不如之前。這種衰敗現象在咸豐時期得到了扭轉，因咸豐帝的字拿得出手，因此御筆匾額寫得不少，在位11年，共寫了660塊匾，而他的父親道光皇帝在位30年只寫了437塊。到了同治、光緒年間，皇帝御匾又開始時髦起來。但這里有個隱情，同治、光緒做皇帝時還很小，字都認不全，更別說寫匾了。至于慈禧，也是個好賜匾的人，她的字是后來練出來的，覺得拿得出手時，才親自上手寫。也就是說，這些孤兒寡母的御匾，大都是由南書房的翰林、上書房的文學行走們代筆。不只是匾額，其他御筆作品，也都由這些詞臣代筆。從光緒年間的一份檔案上看，南書房、上書房一次就代筆寫得頤和園樂壽堂、宜藝館、文德樓、對鷗坊等處御匾、對聯136塊。由于代筆辛苦，光緒還下旨各賞給詞臣卷袍褂料及普洱茶等。

懸掛于頤和園內由慈禧太后書寫的“鳳策揚輝”匾

　　 清代皇帝御匾的繁衰興敗走勢主要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宮苑在不斷地擴建，對御書匾額的需求量也相對增長。乾隆、咸豐及后來的光緒年間，宮苑重建、擴建工程都刺激了御書匾額的需求。另外，清宮的查匾、換匾制度也推動清朝御書匾額不斷推陳。還有就是地方官員為迎合上好，想方設法請匾。比如同治初年，太平天國被鎮壓后，曾國藩等人一會兒為部下軍功請匾，一會兒為某一重建小廟請匾，由于皇帝正在興致上，都一一答應。到了光緒時期，請匾制度也不嚴格了。連華人在日本長崎重修文廟也要請匾，總之，亂得一塌糊涂。
 
　　清代皇帝的御書一般喜歡做成匾式，以兩字、三字、四字匾最為常見。而御書匾額的書寫，也有其嚴格的程序——一般是皇帝先下旨出個題目范圍，讓南書房的翰林們去擬選詞句，恭抄在黃紙片或黃紙折上供皇帝圈選，這個過程宮中稱為“上黃片”。皇帝根據自己的喜好，在詞臣所上的黃片上，用朱筆圈選中意的詞句，這個過程叫“圈朱”。整個詞臣上黃片與皇帝圈朱的過程，宮中專門術語叫“走單”。皇帝欽定好詞句后，便傳旨入內務府庫或懋勤殿等處領紙墨及寫字下面襯用的格子紙。

    　御筆匾字，皇帝通常會親自揮毫。寫好后，叫人直接拿到懋勤殿用寶。有時由于匾額所需字太大，皇帝寫好后，會叫翰林們去放大。清末，光緒與慈禧等書法能力有限，就叫翰林們寫好了字，然后自己在上面透過紙絹來描。有時，皇帝也讓代筆者在其作品上“落臣款”。據清宮檔案記載，御匾的書寫，布局上自有一套規定及術語，一般用“天頭”、“地角”、“開河”、“格”等術語來標明在紙上每個字書寫的空間位置。

    　清帝御書多寫在紙上或絲織品上，稱“字條”。一般不落款而傳旨用寶，清帝匾額通常用皇帝各自的“御筆之寶”，印寶在匾額的正上方，稱“額章”。一般情況下只用一寶。慈禧是個例外，她通常喜歡匾額上用三方寶。匾額印通常在書寫后就赴懋勤殿用印，但如果是做木匾，需要將皇帝指定的御章放大，制作寶樣印牌，然后將原稿與寶樣一齊交內務府造辦處，由造辦處刻篆填朱。

乾隆八年十一月，湖南巡撫蔣溥為岳麓書院請匾的奏折。

    　清帝御筆匾額的制作，主要由內務府下的造辦處承辦。至于地方上的御匾，一般是皇帝將匾額發到督撫手中，再由地方官員在當地選上好的工匠放樣制作。如果是發往外藩的御匾，通常都要由內務府制造好，原裝運送過去。

    　清帝御匾文字詞章內容，反映了封建統治者的思想意志。宮殿匾多表現正統思想。三大殿、后三宮、養心殿是清統治者理政的場所，其匾文多出自“十三經”中的《周易》、《尚書》、《詩經》等。除了正統說教外，還有一些匾則帶著淡淡的書卷氣，即使是深宮內的匾額，其內容也會追求一種漢宮秋月、小橋流水的意境，如“山響琴清”“云牖松霏”等。相對于宮匾來說，清帝賜匾遣詞上似乎更自由一些，除了直接御書的宮齋館廟名匾外，詞匾選擇自由度大，但也要有的放矢。寺院詞匾多用“大乘正覺”等；書院則多用“理學傳人”、“入圣階梯”等；如賜地方官，文職多用“行省清標”，武將多用“干城偉器”；賜八旗閑散人則用“眠云臥月”；賜僧人多用“華藏禪林”。不同對象用不同詞章，靈活而有情致。

   　 由于御匾需求量不斷增加，后來皇帝和詞臣們的學問又不如前輩，于是出現了匾詞撞車的現象，如道光曾寫過兩個“綏疆錫祜”匾，分別送給兩廣總督耆英和四川總督寶興作壽匾。道光一生寫過60塊壽匾，其中“錫祜”、“延祺”等詞高頻率地出現在30多塊壽匾中。當然送的是不同的人。到了同治、光緒時期，因為詞不夠用了，宮中匾額文字變得更平民化，慈禧干脆下懿旨，直接叫南書房的翰林們在黃片上擬寫“吉祥話”。如咸豐皇帝寫的在養心殿東佛堂內的“永佑大清”匾，代表了清末吉祥話御匾的一種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