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中國人最喜慶隆重的傳統節日。過去不管是城市和鄉村，過年貼年畫是人們普遍流行的風俗。在上了些年歲的鄉村老人的情感記憶里，缺少了五顏六色的年畫，這年便失去了許多“年”的韻味，因此，總要買上幾張灶神、財神、門神之類木版印的年畫貼在家里，壯大些“年”的氣象。而陶醉在電視、網絡、音響、3G手機里過年的青年人，則把那些拙樸的年畫看做是老人們懷舊帶來的古風，欣然接受了下來。總之，古老的年畫雖然被現代人逐漸淡忘，但并沒有完全走出人們的視野。年畫的歷史，年畫所寄托的民族情感，依然是過年常被人們說起的話題。

　　我國年畫的產生，與古代人們在門戶上畫門神驅邪避鬼的習俗有關，而這習俗又起源于一則古老的傳說。據東漢王充《論衡·訂鬼篇》引《山海經》記載：“滄海之中，有杜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壘，主閱領萬鬼，害惡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于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郁壘與虎，懸葦索以御兇魅。”東漢人蔡邕寫的《獨斷》里記載說：“正月一日，繪二神貼戶左右；左神荼、右郁壘，俗謂之門神。”可見在漢代人那里在門戶上畫門神辟邪驅鬼的習俗已普遍流行。盡管漢代人流傳著在門戶上畫門神的習俗，但可能只有在大的宮殿衙署或達官貴人的門上才會有繪制的門神像，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家家找到畫工為自己畫門神的，上面寫著神荼、郁壘的名字或簡單繪刻著其形象的“桃符”便成為漢代普通老百姓過年貼掛在門上的辟邪物。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早在唐代就已成熟的雕版印刷書籍插圖的技術，被宋代印書作坊的藝人們運用到了神像畫和喜慶吉祥畫的復制印刷上，這使得神像畫和喜慶吉祥畫在民間廣泛普及變為了可能。北宋滅亡后南渡的孟元老，在其《東京夢華錄》中回憶北宋京都汴梁的風俗時說：“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鐘馗、桃板、桃符，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天行帖子。”南宋人周密在《前武陵舊事》中道：“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歷、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鐘馗、狻猊、虎頭及金彩鏤花春帖、幡勝之類，為市甚勝。”可見在兩宋的都城，過年前都已形成了頗具規模的版印年畫市場，所賣的年畫內容也已很豐富。

　　木版印刷年畫，速度快、成本低，畫價不會太貴，兩京附近的一般人家都會買得起、買得到。因此，可能南北宋兩京地區過年時，平民百姓人家大都貼起了這類木版年畫。其后，年畫印刷作坊由開封、杭州兩都城不斷向外擴展，使年節貼門神、灶馬和喜慶吉祥畫的民間習俗進一步發展普及。過年貼年畫逐漸成為全國大部分地區的一種年俗。元代民間版印年畫仍持續發展，但發展規模不大。明代中葉以后，年畫產地在全國各地開始大量涌現。蘇州桃花塢、天津楊柳青、河北武強、四川綿竹以及山東的濰縣楊家埠，成為全國最著名的五大民間年畫產地。明末至清代后期，這些年畫產地相繼進入了它們的鼎盛繁榮期。全國眾多年畫產地所生產的數以億計的版印年畫，走進了各地城鄉的家家戶戶。

　　臘月二十三是過去民間“辭灶”的日子，從這天開始便算進了年門。民間傳說，這天是居家小神灶王爺上天向玉皇大帝匯報一家功過的日子，“辭灶”便是送灶王爺起程。民間認為灶王爺上天言事，要到年三十以后才回來。多數地方臘月二十三送灶王爺升天后，要接著在舊灶王爺的位置貼上一張新請的灶王爺像，謂之換新衣，意思是已為灶王爺準備好了回來時穿的新衣裳——這便是過去民間進了年門貼起的第一張年畫。

　　其他年畫的貼掛時間是一年的最后一天 —— 年除日，貼年畫、春聯、過門箋等成為烘托節日氣氛的裝飾物品。民間貼年畫有約定俗成的規矩，一般是由外面靠街的大門往里貼，據說這樣能使錢財往家門里流，所以要貼的第一種年畫就是靠街大門上的“武門神”。

　　“福字燈”是貼在影壁上的正菱形年畫。經典的作品有《吉慶有余》、《連生貴子》等。屋門與屋內分別貼上“文門神”與“財神”。之后依次貼掛其他地方的年畫：老年人住的房門上要貼《榴開百子》、《金玉滿堂》，房間里要貼《壽星》；炕頭四周貼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四季花鳥等內容。另外，民居農舍各處都將貼上相應內容的年畫，諸如神像畫門神、灶神，意味著有了神靈的保護，避除了邪惡力量的侵害；財神爺和金玉滿堂，便意味著財源富足，生活有余；貼上麒麟送子、榴開百子便意味著人丁興旺，子孫滿堂。五顏六色的年畫裝點烘托，立刻進入了一種祥和、喜慶的新年氛圍。貼年畫也成為人們過年時的一種精神寄托和新年節日氣氛的裝點。

　　物有新舊，事有古今，新的事物代替舊的事物是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在大多數接受了現代科學觀念教育的人們那里，不再把安定、富足的生活追求愿望寄托于神靈；現代印刷技術制造的精致裝飾圖片變得異常豐富多彩；電影、電視、電腦等現代傳媒給人們帶來的動態圖像，前所未有地滿足著人們的視覺需求……在現代思想觀念和生活環境中，傳統年畫已經有了時代的新意。

　　傳統年畫所承載的文化內涵，是我們民族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一種文化見證。對待年節中逐漸淡出人們視野的傳統年畫，我們有責任將其作為一種民族文化遺產，對其進行有效保護，同時，我們還應該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對其藝術價值進行合理的開發利用。將它流行時形成的藝術特色轉化為一種民族性的繪畫風格，使其成為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產品，從而產生經濟價值，促進其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如成立于1985年的武強年畫博物館近年來走進校園、扎根民藝，不斷探索今后傳承、發展的新路徑。在傳統的門神、神祃、經史故事、戲曲故事、仕女娃娃基礎上出現了諸多貼近百姓生活的新年畫，被譽為“莊稼年畫”，武強年畫產業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變搭臺為既搭臺、又唱戲；變保護為主為保護、開發并重，在傳統工藝的基礎上注入現代元素，提高文化產品的生命力；變以我為主為借力發展，積極開拓思路，吸引有實力的企業共同開發。”

　　山東濰坊楊家埠的木版年畫和高密的撲灰年畫，也已在當地文化部門的保護扶持下，發展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文化產業。其產品不但作為旅游紀念品得到了廣大游客的喜愛，還被許多旅游公司作為民族特色藝術品，遠銷到了國外，給當地政府和農民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作為藝術產品走向市場的民間年畫，也許會像一棵老樹發出的新芽，重新吸引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審視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