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愛頤(1900年——1983年)是晚清重臣盛宣懷的第七個女兒。她以“盛七”聞名上海灘：在與宋子文的恩恩怨怨中盡展個性,在中國第一樁女權案中大顯風采。盛愛頤見多識廣,不僅能詩會繡,還寫得一手好字。

　　1927年秋天，老太太莊夫人去世，盛公館一時方寸大亂。在遺產清理時倒有新收獲，估計是莊夫人的“頤養費”的剩余部分。按照盛氏愚齋義莊的規矩，應當一分為二——一半歸盛家五房子孫分析，另一半歸盛氏義莊。這樣分下來，盛氏愚齋義莊實得一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二兩七錢四分九厘，加上原先在盛宣懷去世時已經歸入義莊的五百余萬兩，合計共有公有產為七百二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兩九錢四分三厘。按說，大家按章辦事，相安無事，天下太平，皆大歡喜。可是盛老四又節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義莊的一個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狀向上海臨時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將早已歸入愚齋義莊的屬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來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懷的三個兒子盛老四盛恩頤、盛老五盛重頤、盛老七盛升頤，以及孫子大房的盛毓常、三房的孫子盛毓郵)分掉，這就在家族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氣，這筆基金已歸入公產怎么還可以討回?如果可以討回的話，那么按照民國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繼承權，那么就應該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應有權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萬銀元出洋留學。
　
　　誰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錢都不夠花，何來心思顧及其他! 　
　
　　七小姐雖是高墻深院里的大家閨秀，但更是上海灘上的新女性，“五四”新文化運動給她以很大的啟發，她決定嘗試著維護自己的權益。你不給，那就法庭上見! 　

　　1928年6月，盛愛頤把他三個哥哥(恩頤、重頤、升頤)及兩個侄子(毓常、毓郵)告上了法庭。 　

　　她敢于在全國第一個打起關于女權的官司，則充分說明了她的膽識和氣概。

　　此案在報界一經曝光，即刻引起極大反響。因為按照中國傳統的大家族析產的辦法，女子的確是沒有財產繼承權的。民國后講男女平等，雖然在政府法律條文上已經明確女子也有繼承權，但真正實行起來困難頗多，得有人帶頭才行。所以盛愛頤打的這個官司，是民國以來第一例女權案，其社會意義就遠遠超出了盛氏家族內部的矛盾，成為一個社會公眾所關注的傳統制度的改革問題，因而頗有轟動效應。這是盛老四等人萬萬沒想到的。

　　9月5日開庭之日果真盛況空前，不僅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還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視，因而到庭旁聽的人極多，七小姐的律師陳述案情后，盛老四的律師繼起反駁，主要理由是：盛宣懷是1916年去世的，從那時起，就有了繼承權的問題，就有了財產分配的問題，然而那時并沒有關于男女平等的法律條文，所以，盛愛頤不應具有分得遺產的權利等等。 　

　　一個月后，法院的判決書下來了，宣告盛七小姐勝訴，應當可以分得先人的遺產五十萬元。 　　

　　七小姐打勝了這場官司，拿到了自己應有的份額，盡管付出了高昂律師費。但這畢竟是一場有重要社會意義的官司，從此女性的財產繼承權問題就有榜樣了。

　　1949年上海解放，盛愛頤選擇了留在上海。她住在市中心的一處聯體花園別墅區，獨立門戶，樓高三層，樓下有一方花園，業余她練練筆，她寫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筆字，朋友中常有人來討她的墨寶。1956年公私合營以后，雖然固定資產沒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生活安定、舒適。 　

　　面對三年自然災害，又經丈夫病逝，七小姐總能表現得異常冷靜。每當她抽雪茄煙的時候，就拖一只小椅子，優雅地坐到門口來，從層層煙霧中，觀看路上的人來人往。 　

　　那時路邊有一個馬路菜場，買菜的、賣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認識她的人從她門口走過，從她手持雪茄煙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斷，這定是哪個豪門望族的小姐。當一位朋友告知他，這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七小姐活到83歲，臨終的時候，她依舊干干凈凈，一臉鎮靜，非常體面，非常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