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人之愛妝飾，自古而然。

　　由常識而論，美容既費錢財，又耗時光，非二者兼備，不能細心刻化。

　　我國古代女子妝飾，登峰造極者當首推唐代。而唐代之代表，當首推皇室。當時女子妝飾，必創始于宮廷，而民間效之；流播所及，北里群花之官妓女子又效之。但娼妓對于唇、眉、面、發的化妝術，在繼承一般化妝的特點中，比較更為革新。茲分述如下：

　　一、發式　古代女子發式的美丑，與容貌的姣好大有關系。前人贊美女子的語言，有“秀發如云”、“長發委地”；發式也呈諸多名目，分曰“高髻”“墮馬髻”兩大類。前者取向上的形式，高如聳立之層云，我們從影視中看唐代宮女或更看公主們的頭飾便知。后者向下低垂，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灘最時髦的女性大多如此。

　　二、眉　有個成語叫“眉目傳情”，可知眉與目的同等重要，也是女子面部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漢代張敞畫眉是有名的故事，這位擔任過京城長官的男子就曾為他的市長夫人描畫眉毛。這件事在當時傳為美談，還居然寫進了《漢書·張敞傳》。眉毛的化妝也是兩種。一種細而長，一種寬而廣。具體畫法當然有些講究，總之要好看才是。據說有所謂“西蜀十眉圖”。

　　三、唇　唐有烏膏注唇的風尚。白樂天《時事妝》詩：“烏膏注唇唇似泥。”《唐書·五行志》：“元和之末，奇異化妝流行，不施朱粉，唯以烏膏注唇。”

　　《清異錄》說：“僖、昭時，唐代都中倡家，竟尚妝唇，婦女以此分妍否(美丑)。其點注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胭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全紅、圣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工巧、落兒殷、淡淡心、朱龍格、雙唐媚、花奴樣子。”可見唐末倡家唇的化妝術，非同一般。

　　風氣所及，又反過來影響主流社會。至后來，良家婦女漸漸有效仿娼妓妝飾的習慣，為正統人家所鄙夷不屑。

　　《敘小志》說：“唐崔樞夫人治家整肅，不許群妾作時世妝。”對流行的娼家時髦妝飾是厭惡禁止的。但除非運用權力嚴令約束，否則這種干預往往收效甚微。

　　明談遷《棗林雜俎》引安陽人“張氏風范”說：“弘治、正德初，良家妝飾，恥類娼妓。自劉長史更仰心效之，漸漸因襲，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冶容猶勝于妓，不能辨焉。風俗之衰也。”嘆息歸嘆息，流風之不可遏制，卻是無可奈何的事實。

　　引文中“近時冶容猶勝于妓，不能辨焉”，則女性之妝飾，在明代中后期已比妓女更勝一籌。具體情形，不妨看今日某些演藝明星及時裝模特，便可略知一二。

　　其實元、明兩朝，對娼妓、樂人的服色，有著特別的規定。

　　據《元典章》：“至元五年中書省劄，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兒，娼妓家長并親屬男子，裹青頭巾。”《元史·輿服志》說：“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等級)詔：娼家出入，只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車馬。”

　　《明史·輿服志》也有類似規定：“教坊司冠服，洪武三年定。……樂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民妻同……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但從實際操作看，恐怕不免形同虛文吧。

　　以妓女的職業特點，當是賣笑為生，想要博取嫖客好感，妝飾是不能不刻意追求的。這刻意追求的結果，便是拿了小腳去迎合心理變態的嫖客。

　　娼妓裹足之風，宋、元以后最盛。古代女子施朱敷粉外，又涂額之黃，畫眉以黛，大抵注重唇粧、眉粧、額粧、面粧，及鬟髻粧。以“纏足”為一般婦女妝飾品的，則自宋以后，卻有可征。《侯鯖錄》說：“京師婦女粧飾與腳，皆天下所不及。”《輟耕錄》說：“元豐(宋神宗年號)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腳為恥。”

　　凡事形成風氣，便不可療救了。

　　娼妓裹足，大約亦始于宋代。作俑者良家，而娼妓仿效。《藝林伐山》說：“諺言杭州腳者，行都妓女，皆穿窄襪弓鞋如良人。”這就是明白的證據。

　　元代伊世珍《瑯環記》說：“吾聞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所居不過閨閣之內，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以無事于足也。”

　　中國專有一類爛污文人，憑此卑劣心腸立身處世，將原本丑陋之舉，附會為經典學說圣人理論。這位伊世珍便是代表。

　　且看另一位元代文人的說法。白珽湛《淵靜語》說：“伊川六代孫(程)淮咸淳間為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逝，無后。淮之族尚繁衍，居池陽。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蓋當時纏足已成天經地義，伊川族人中的女性不肯隨俗，白珽湛所以特別記錄這一樁事實。白氏提及的這位伊川先生許多人未必知道，但影響中國近千年的“女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類封建禮教，就是這位伊川先生創立的道統思想，俗稱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程頤，與朱熹齊名。

　　伊川先生要別人家的女子中規中矩，即使做了寡婦也不得改嫁，可他家的女性卻拒不纏足，其兄程明道的兩個兒子相繼早逝，兒媳也曾改嫁他人。這答案說來只有兩種，要么是我們把圣人的理論理解錯了，要么是圣人的理論只合要求別人，自己則可以例外。但凡讀懂了這點，你就是圣人，愚民政策對你無用。

　　中國的事情就很古怪，照理美容是能增加女人魅力的手段，無可指責。問題在于居然無聊到拿了腳來痛下功夫，實在無法理喻。當初是良家女仿效宮廷，繼而娼妓門中也興起纏足之風，因為嫖客喜歡。

　　其間更有政治的壓力參與其中，明沈德符《野獲篇》說：“明時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是裹足成為貴族婦人專有妝飾品，賤民階級女子，則政府以法令禁止。如是一來，纏足便成為一種地位，一種身份，一種不可或缺的光榮。導致民間女子，便要競相追逐，哪怕窮得癟著肚子，也要品嘗貴族階級的虛榮。嫖客花錢買笑，雖說不能企盼宮女接待，卻可以讓妓女也學宮女姿態。政治的壓力反而促成社會的廣泛響應，法律遂成空文而無法貫徹。

　　市場需求使妓女纏足比民間女子表現積極，而且越小越受歡迎。歷史上有位叫楊鐵崖的著名嫖客，《輟耕錄》上說他“耽好聲色，每于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鞋襪，盞以行酒，謂之金蓮杯”。

　　金蓮杯這樣的丑行并非楊鐵崖首創，宋代便已有之，至明代更大行其道。徐紈《本事詩》說：“何元朗至閶門攜榼(酒器)夜集，元朗袖中帶南院妓女王賽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蓋王足甚小。禮部諸公亦嘗以金蓮為戲。王鳳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長歌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元朗擊節嘆賞，一時傳為佳話。”兩嫖客因金蓮而互為知音。又唐子畏《詠纖足排歌》云：“第一嬌娃，金蓮最佳，看鳳頭一對堪夸。新荷脫瓣，月生芽，尖瘦幫柔繡滿花。從別后，不見他。雙鳬何日再交加，腰邊摟，肩上架，背兒擎住手兒拿。”照此看來，小腳對于性交亦有特別快感，無怪乎一般坊間妓女，大家都裹三寸金蓮，以為獻媚嫖客的工具。有足稍長大者，則被譏誚為“大腳”，文人墨客中的嫖妓者，就要形諸筆墨寫詩嘲諷。你叫當時娼妓，為博得嫖客歡心，如何不以纏小腳為推銷自己的妝飾品。

　　中國的文人嫖客，實在要對折磨女人的纏足歷史，負相當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