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妓”一詞來源于日本。藝妓是裝飾艷麗的女藝人，擅長歌舞詩賦琴瑟，主要陪客人閑聊取樂。最初的藝妓是賣藝不賣身的，在一般嫖客眼里，她們高雅而充滿神秘感。并且由于她們的收費很高，據說有的甚至每小時1萬美元，所以服務對象只能是那些腰纏萬貫的達官貴人，一般老百姓根本無法染指。然而事實上，這種“賣藝不賣身”的原則到底執行得如何，卻不免要打個大大的疑問。

　　中國雖然沒有藝妓的說法，但性質卻大致相同，都掛著同樣的招牌：“賣藝不賣身”。在人欲橫流的青樓，一個掛著這樣招牌的妓女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嫖客到青樓尋歡，主要的目的便是獲得性的滿足，而在視嫖客為上帝的青樓，任何得罪嫖客的行為都會砸了青樓的招牌，以后還會有誰到你這來玩？

　　中國藝妓的存在要感謝部分嫖客的雅好。這其實涉及到中國青樓的功能，對男人來說，青樓不僅是一個尋歡泄欲的地方，更是一個社交應酬，交朋結友的絕佳場所。尤其是某些格調高雅的男人，他們到青樓的目的主要是收獲愛情，因為在家庭，他們感受不到妻子的愛情，而包二奶和養情人又要冒極大的風險。在一個道德嚴厲的傳統社會，男人去偷情，如果女方已結婚，那么他是破壞了別人家庭的完整，敗壞了門風。而如果女方不幸是個未嫁的黃花閨女，偷情令她失去了女人最寶貴的貞操，那便是毀掉了她終身的幸福。所以一個受過正統道德訓練的男人，一般都會避免犯這樣的錯誤。

　　青樓則不會受這樣的束縛，傳統的道德戒條管不到這里，因此它成為許多男人尋找愛情的世外桃源。

　　中國青樓中最初的藝妓叫“校書”，這要多謝唐代著名女詩人薛濤，是她提升了妓女的檔次，使人們注意到，妓女不光有美色，還有多才多藝的另一面，故而薛濤受到后世妓女的廣泛敬仰。

　　薛濤是陜西長安人，幼時隨父薛鄖到四川，不幸父病身亡，身入樂藉。由于出身官宦家庭，她從小便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才氣橫溢，特別擅長做詩。幸運地是，她生活在一個非常重視詩的朝代，擅長做詩極大地提升了她的名氣。當時很多如雷貫耳的詩人，如元稹、白居易、杜牧、劉禹錫等都曾是她的座上賓，并與她以詩唱和。據說在朝廷當“部長”的元稹便與她保持過一段曖昧關系。當時四川省的“省長”韋皋更是對她欽慕有加，一度想向朝廷奏封薛濤為“校書郎”的官職，只不過在幕僚的極力勸阻下方才作罷。

　　沒有了“校書”的頭銜，不但沒有損害薛濤的名聲，反倒令她艷名大熾，贏得更多人敬重，人們干脆稱她為“女校書”。詩人王建有詩云：“萬里樓臺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巾幗不讓須眉，看來，薛濤的才氣確實一流，能夠在那些名士大家中脫穎而出，其才華不同凡響。

　　但其他的妓女很少有薛濤的才氣。因為才氣這東西，一是天生的，二要后天的努力，能夠做到這兩點的妓女是鳳毛麟角。當她們的才氣不足以打動男人時，賣身便成為唯一的選擇。

　　所以筆者很懷疑中國是否有真正“賣藝不賣身”的妓女。多數時候，藝妓的招牌往往有“掛羊頭賣狗肉”的味道。妓院老板打出這張牌，目的還是要獲得與嫖客討價還價的本錢。試想想，一個長相漂亮的女孩便已是很大的誘惑了，又何況那些長相漂亮的女孩還擁有一手吹拉彈唱的本領呢？更何況她還是一個守身如玉、不接外客的“清倌人”？如此一來，還有哪個嫖客能經受誘惑，坐懷不亂呢？

　　通常情況下，妓院的鴇母會對嫖客講道：“公子爺啊，我們這里的姑娘可是賣藝不賣身的，從來沒有出過臺，身子可金貴著哩！不過嘛……”話說到一半又吞了回去，其言外之意是，只要你出得起價錢，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這樣的伎倆，只要不是傻子憨頭，嫖客哪有不明白的道理？于是最后的問題就歸結到一個錢字。一般的姑娘陪睡一晚要十兩銀子，我們的姑娘輕易不接客的，要接嘛，你就要多出點血，100兩銀子算了，很便宜的。從這個意義來說，所謂的“賣藝不賣身”，更多是誑人的鬼話，這些姑娘，不過是高級的交際花罷了。

　　但確實有的藝妓是靠手藝吃飯，她們是比較純粹的藝妓。如中國近代的書寓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書寓是上海最高檔妓女，也叫詞史、校書。這一層次的妓女，沿襲中國歷代曲部教坊官妓遺制，專門為客人彈唱、獻藝、陪酒，類似日本的藝妓，賣嘴不賣身。所以上海人一般稱這類妓女為詞史、先生。她們的家門口，都會掛一個大大的紅燈籠，標某某書寓，以示尊重。

　　既然是靠手藝吃飯，那便要有真本事，要不誰個會心甘情愿捧你的場呢？據說，日本培養一個藝妓要花5年的時間，完成文化、禮儀、語言、裝飾、詩書、琴瑟等課程，非常艱苦。同樣，中國的書寓也是自幼拜師學藝，能操管樂、琵琶，會說書，善唱歌，有一定的音樂修養。但妓女要取得詞史的稱號，并不容易。

　　每年春秋，妓界都要舉行考核性會演。到時候，各家妓女集中到上海縣城內小南門的園書場。應試妓女上場先說一段傳奇，然后自彈琵琶唱一曲。到七八十年代書場大興，書寓考核內容有所放寬，可唱京劇、昆曲代替說傳奇，但必須說唱俱全，才具備詞史資格，不能說白者則被淘汰。從這個意義說，書寓最初是賣唱的藝人。

　　鴉片戰爭前，上海尚未開埠，上海城內的書寓并不多見。一般情況下，她們賣嘴不賣身，客人可以喚她們說書，也可呼她們陪酒，招待朋友，但不能公然過夜。她們的客人，也是那些身份較高的縉紳士商與文人騷客。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徹夜清談、共話風騷的雅興。清嘉慶年間的學者毛祥麟在《墨馀錄》中講，他少年時經常與朋友到當時上海的“虹橋”（今大東門東）獵艷。一次，他看上一位年方十六的妓女。該女孩本來是蘇州地方良家女子，九歲時被鴇母收養為“孫女”。她長相清秀，眉宇間透出一種清醇淡雅之氣，又會唱昆曲，吟詩文，操琴瑟，天生麗質。毛祥麟一見驚為天人，以后經常約二三知己，在女孩家小飲幾杯。有時更是深宵不去，清茶閑話，連外面已涼月西沉，鑼鼓三更都渾然不覺。直至后來這位妓女嫁人，毛祥麟還對之念念不忘，緬懷良深。

　　鴉片戰爭之后，隨著帝國主義者的入侵，商品意識沖擊著人們的傳統道德觀念，金錢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真正聽說書的嫖客少了，發泄性欲成為他們主要的目的。如此一來，單純的書寓生意難以為繼，原來的許多書寓紛紛下海，“長三書寓”應運而生。

　　長三書寓，俗稱“長三”。因為這類妓院中，喝茶三元，陪酒三元，留宿也是三元，故有“長三”之稱。“長三”是頭等妓院，為了標榜這里的妓女身價高，他們自稱“書寓”，妓女稱“先生”，似乎也是賣嘴不賣身的。但事實上，幾乎都從事皮肉生意，只不過比一般妓女身價更高罷了。

　　既然身價高，能為妓院老板賺回大把的鈔票，故而享受的待遇也要高些。通常情況下，長三書寓都有單獨的住所，她們的住所，多在僻靜的小巷深處，非常清幽干凈。并且，她們還有老媽子和小丫頭服侍，不知道實情的，還以為她們是哪個有錢人家的小姐。

　　比起那些妓院底層賣身的妓女來說，長三書寓人身自由得多。她們往往是由熟識的客人或客人的朋友叫局，實行的是“上門服務”。無事的時候，她們也可以隨便逛逛街什么的，不會有人指指點點。反倒因為她們穿金戴銀，珠光寶氣，贏得路人更多的艷羨。

　　但她們的日子并不好過，原因在于她們的開銷太大。每個月房租水電，傭工的工資，還要付妓院老板提成，給政府上繳花稅，沉重的經濟壓力經常讓她們入不敷出。這就需要她們拼命地賺錢，能有更多的嫖客叫局。作為一個長三書寓，首先她們必須有一定的姿色，姿色太次的，只能做“幺二”，再低而一等的便只能做野雞。其次，她們還要會媚男人，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嗲”。只有充分發動“嗲”功，才會迷住男人，好讓他們下次再來，而且是最好多介紹幾個朋友來。所以長三書寓的人往往是女人中的女人，女人中的極品。她們的風流韻事，被登上各種小報小刊，成為市民茶余飯后津津有味的談資，甚而有的小說家還將她們的艷事寫進小說，其轟動效應較之現在的娛樂明星一點也不遜色。

　　不過，長三書寓畢竟是一個競爭激烈的行當，更何況天天都有年輕的女孩子“下海”搶她們的飯碗。即便像艷名遠幟的晚清上海“四大金剛”，其下場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當時大紅大紫的林黛玉，幾次從良，與人做妾，都因夫家不容而作罷。另一“金剛”金小寶，想通過讀書來脫離苦海。在一個相好客人的幫助下，她如愿進入一所女子中學讀書。誰知有一夜，她的國文教師應邀去吃花酒，同桌一個富商偏偏叫金小寶做陪。教師發覺這個聰明好學的女學生原來竟是名妓女，認為有辱斯文，當即報告校長，開除了事。連“四大金剛”都不過如此，其他的長三書寓便更是好不到哪去。好一點的情況是，她們嫁入夫家做妾，在鄙視與流言中度過余生。差一點的，便只好淪為站街的拉客女，風餐露宿，過一天是一天，最后疾病纏身，窮困潦倒而死。

　　從這一點來說，長三書寓雖然檔次頗高，但對于男人來說，她們依然只是心血來潮時的玩物，家里墻角間一只美麗的花瓶。只不過，這只花瓶價格不菲，如果打破了，會讓擁有它的男人懊惱一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