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都為張幼儀的命運感到不值。身為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她為他奉獻了一生的光陰，卻始終沒有得到過丈夫的真心。徐志摩對她，除了感激與愧疚，永不會有對林徽因的仰慕與憐惜，也不會有對陸小曼的眷戀與難舍。她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六歲就嫁入徐家，為徐志摩生了兩個兒子，卻最終難逃離婚的命運。

　　在倫敦，徐志摩結識了林徽因，為了愛情而荒廢了學業，經常逃課，導致校方找導師拉斯基要人，后來才有拉斯基給校方的短簡說：“我倒是不時見他的，卻與讀書事無關。”為了證明對林徽因的忠誠，他義無返顧地選擇離婚。他當然明白他的執著與堅持會引來輿論的一片嘩然，也清楚這一切會給張幼儀帶來多大的傷害。但，他還是做了。只因為他對林徽因難以自持。林徽因的絕代風華，大家風范，精妙思想，冰雪聰明……林徽因的一切已經讓他無法自拔，可憐徐志摩一代癡情種子，誰也不能說他不真心。  

　　張幼儀呢，一個封建社會的“下堂之妻”，遠走異國的孤兒寡母，她又該怎樣面對自己的人生？她沒有自殺，沒有貧困潦倒，沒有怨天尤人，甚至不曾恨過徐志摩。她頑強地活了下來，成了一所學校的校長，將徐家的血脈養育成人，把徐志摩的父母終養至老……這樣的女人，算不算奇跡？這樣的女人，除了訝然，我們還能說什么？

　　其實，在張幼儀離婚后的寡居生活中，的確出現過這樣一位男人愿意給她一份自由的愛情。當時，一戰剛剛結束，大批文人墨客從歐洲各地涌入德國。一則是因為德國各大學府有濃厚而自由的學術空氣，二則在戰后馬克大幅貶值的情況下，帶外幣在德國兌換使用格外實惠。當時在德國的有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員朱家驊，已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趙元任、俞大維，來自歐美各地的陳寅屬、徐志摩、金岳霖、段錫朋、周炳琳，以及直接留德的北大同學毛子永、姚從埕等人。如此人才濟濟，可稱一時之盛。他們多數追求新知識和名師的指導，往往并無意攻讀學位。這種“旁征側挈，以求先博后專”的游學方式，歷時六七年以至十年以上的大有其人。當時這批人都集中在柏林，羅家倫也是其中一位。

　　“柏林所有的中國人當中，有個人待我特別好，他叫羅家倫，有一雙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張幼儀在她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那時候，羅家倫每個星期都會去看張幼儀好幾回，不是一起坐著聊天，就是陪她的孩子玩。以前從沒有和男人坐得這么近過的張幼儀，心里是很矛盾的，她強壓著這份感情，刻意地認為對方只是想來看看自己的孩子，憐憫一個已經離異的異鄉女子。

　　有一天，他們坐著一起喝茶，孩子在鋪在地板上的一塊毯子上玩耍。羅家倫突然問張幼儀：“你打不打算再結婚？”張幼儀面對這樣的求愛方式，一下子亂了方寸。雖然那時她才二十三歲還很年輕，但為了留住張家的顏面，心里暗誓自己在未來五年內不能讓別人看到和某一個男人同進同出，要不然別人會以為徐志摩離婚是因為妻子不守婦道的。另外，在家鄉張幼儀還有個兒子，她一直沒認真地教過他，在善盡做母親的責任以前，自己是不可以隨便嫁進另外一個家庭的。所以，她沒敢把羅家倫那句語氣溫柔的話聽進耳朵里，只是看著自己的茶杯輕聲說：“不，我沒這個打算。”

　　羅家倫聽完過了一會兒就走了，從此再也沒按時來看過張幼儀。這個真心想給予張幼儀愛情的男人，如同一陣龍卷風轉瞬即逝。張幼儀沒辦法去相信有人會在這時候愛上她，而且她對羅家倫問起自己結婚打算這件事一直感到很別扭。這種自由戀愛的方式，始終是無法讓一個“鄉下土包子”接受的，更何況這段愛情的前景還是個未知數。

　　隨后的幾年，事實證明了張幼儀的猜想和推斷。原來，早在1920年初，羅家倫去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集會時就認識了正在積極參與學生運動的體育教師張維楨。在上海見過幾次面后，羅家倫返回北京，給對方寄過幾張明信片。不久，羅家倫出國留學路過上海，卻因病未能謀面。就在輪船即將出海之際，羅家倫收到張維楨的玉照，他才匆匆發出一張明信片，從此兩人開始鴻雁傳書的愛情長跑。

　　但由于雙方了解不多，又相隔遙遠，兩人也難免有些誤會。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羅家倫聽說張維楨把他的信全部給別人看過，心里感到非常生氣，因此兩人有很長時間沒有聯系。據現存的羅家倫寫給張維楨的情書觀之，在1922年9月以后，兩人似乎就間斷聯系，一直到羅家倫到德國的將近一年后（1924年8月30日），兩人才恢復斷了音訊的“空當”。換一種說法就是，羅家倫只是在寂寞的時候想起來同命的張幼儀。

　　由于張幼儀的拒絕，羅家倫后來又恢復了和張維楨的通信，繼續他們的愛情長跑，最后于1927年11月13日兩人在上海舉行婚禮，有情人終成眷屬。無意中，張幼儀又促成了一對才子佳人。只不過，那之后的日子里，她的人生當中再也沒有“愛情”這個詞匯出現。張幼儀的一生，心里只有徐志摩一個男人，她愛他愛得深刻，愛得刻骨，愛得沒有怨言，愛得不求回報。

　　有時候，與其選擇一個永遠攀附不上的鳳凰，不如握緊手中的小山雞，溫暖而又貼切。徐志摩在天國那邊，還是如此多情卻讓人覺得無情嗎？其實，被愛的人，何嘗不是一種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