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昌化雞血石素章（2.8×2.8×11.3cm）,由國石（北京）藝術館收藏

　　中國人對印章的喜愛由來已久，熔鑄在印章中的傳奇和故事也源遠流長。

　　方寸之石的印章，有時是一國之帝王莫大權力的象征，有時則是一介書生自我心靈的歸所。寄情于物，托石言志，把充溢胸臆的情懷轉移到可觸可觀可琢可磨的石頭上，既是一種精神的遁逃，也是一種激情的釋放。于是乎，有人選石為材，有人雕石為印，有人拓印于紙，有人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那一枚枚小小的石頭，令人產生了無限的樂趣和興致，也演繹了許多的離合悲歡。

　　秦以前，無論官私，印都稱“璽”，秦統一六國后，規定皇帝的印獨稱“璽”，臣民只稱“印”。唐武則天時因覺得“璽”與“死”近音（也有說法是與“息”同音），遂改稱為“寶”。唐至清沿舊制而“璽”“寶”并用。其實，古代多用銅、銀、金、玉、琉璃等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元代以后才盛行石章。用于制印的彩石主要有壽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和巴林石等，而壽山石中的田黃石具有細、潔、潤、膩、溫、凝等“六德”，又很稀少，為印石中的珍品。

　　清代歷史上，康熙、雍正、乾隆、嘉慶等皇帝將田黃石視同拱壁，把它用于刻制璽印，尤其是乾隆皇帝更有收藏田黃的雅好。末代皇帝溥儀在被逐出故宮的時候，偷偷把一件寶貝藏在了棉衣里，在以后的許多日子里都一直把它帶在身邊。這件寶貝，正是乾隆皇帝的私人印章——乾隆田黃三鏈章。

　　說到田黃印章，咸豐皇帝曾經也有一枚印文為“御賞”的田黃印璽。不過，他還有另一枚白芙蓉石刻成的印文為“同道堂”印璽。事實上，這兩件心愛之物作用非同一般：“御賞”作為“印起”；“同道堂”作為“印訖”；“印起”和“印訖”必須同時加蓋于圣旨上，這道圣旨才能生效。這其實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咸豐皇帝在位時用這兩枚印璽平衡東、西兩宮權力的良苦用心，同時也體現了他的一種無奈。公元1862年，咸豐在熱河臨終前將這兩枚印璽賞賜給了皇太子載淳和慈禧皇后。

　　讀清代沈復的《浮生六記》，被沈復與蕓娘“庸俗而深情”的生活深深打動，兩人結婚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必握手問曰：“何處去？”蕓娘主動給沈復納妾，沈復謝絕，她依然微笑著物色。在那個沒有手機和互聯網的時代，每每沈復出門遠行，書信就成了二人寄托相思的唯一方式。于是沈復專門刻了兩方“愿生生世世為夫婦”的圖章，夫婦人手一方，在每封書信的落款深深烙下這份癡纏。令人哀婉的是，即便是如此“郎有情，妾有意”，真愛仍是免不了憂傷的宿命——一旦愛，便會企望相守，無法相守便注定哀傷；一旦相守，便會企望永恒，然而這世上又何曾有過永恒。蕓娘最終早逝，留下沈復一個人握著兩枚印章和片片回憶孤獨終老。

　　將目光回溯，明代有位女詩人，因辛棄疾“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一句而心有戚戚，這位傳奇女子，正是才情在秦淮八艷之首的柳如是。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說：“河東君（柳如是）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所與往來之名士中，李存我尤以工書著稱，河東君之書法當受存我之影響無疑。”

　　陳先生所提及的李存我即李待問，曾官至戶部尚書，文章卓然出眾，書法飄逸俊秀。而李柳二人之間，也有一個關于印章的情感故事。

　　柳如是與李待問有過交往，但終未能心心相印、共約白頭。分手之際，李待問送給柳如是一枚玉石印章示別，印文是親手所篆“問郎”二字。天各一方的日子里，柳如是始終珍藏著這一方“問郎”，一如珍藏這段緣淺情深的遺憾。

　　崇禎十三年冬天，柳如是身著男裝拜訪清初詩壇盟主之一的錢謙益，她清談如流泉，雄辯似利劍，使錢謙益大為嘆服。次年夏天，錢以嫡聘之禮迎娶柳如是，讓漂泊多年的柳如是終有歸宿。戲劇性的是,三年以后，錢謙益在南京宴客，恰好李待問也在被邀之列，柳如是聽說李待問在座，遣侍女代她奉還了那枚珍藏了許久的“問郎”印，了卻這一段情緣。詩人王沄感于此事作詩云：

　　尚書曳履上容臺，燕喜南都綺席開。

　　閃爍珠簾光不定，雙鬟捧出問郞來。

　　惘然相憶，對年輕時的經歷未必不珍惜。只是彼此都明白，情隨境遷，當年那一段情事早已如逝水不復，萬法隨緣，人生太多感懷只能珍藏在心底最深的角落。

　　石頭永不腐爛，不知道這枚“問郎”今天流落到了何方。不管怎樣，寸石上的寸心，今天我們仍盼望讀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