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民俗中，有關“錢”的習俗眾多：過節有壓歲錢、七夕錢，民間有避邪錢、吉語錢，人們用“錢”鎮宅，借“錢”祈平安，諸多現象似乎能歸納出一個結論：“錢”有“神力”。那么有沒有一位“錢神”？他又是誰？我們試圖通過深入的探究來尋求答案，也希望大家共同來思考。

　　大概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當面對一件事情舉棋不定、難以決斷時，通常會拋起一枚硬幣，讓它當裁判： 落下來成正面則“是”，背面則“非”；或者正面是“吉”，背面是“兇”。如果我說，這表明人們相信錢具有一種神力的話，也許絕大多數人都會給我一個噓聲——不過游戲而已，用得著搬出神來嚇唬人嗎？

中國古錢

　　如果說這是游戲，我們可以再看一個例子。春節快到了，中國人過春節有幾樣必不可少的內容：除夕夜吃團圓飯，大年初一去拜年，長輩給小輩壓歲錢。壓歲錢是什么？是用來壓“歲(祟)”的錢。“祟”是一種鬼怪，為了鎮住“祟”，古代的人們就采取了這么一種方法。為什么不用別的器物來壓“祟”而要用“錢”呢？可見在古代人們心中，錢是有一種神秘力量的——可以降魔鎮妖。其實不僅僅是這些，借錢來護佑的事，在生活中舉不勝舉。比如迄今為止，中國人過年包餃子時，還有把一枚錢幣包進餃子里的習俗，誰吃餃子咬到這枚錢幣，誰就會吉祥有福氣。包括前面所說的猜鋼蹦兒，也不僅僅是游戲，而是用硬幣來占卜的一種表現。如此林林總總現象的背后，似乎都在說明一個問題，即，錢有神力——這并不是我個人一時興起的念頭，這種觀念來自于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承。

“錢”能“壓服”誰？

　　最早的壓歲錢出現在漢代，用錢來“壓祟”是因為它能“壓勝”。這不是繞口令。大約從漢代起，開始出現一種類似原始宗教的形式，叫作“厭勝”，也叫“壓勝”，即“厭而勝之”，是用法術詛咒或祈禱以達到壓服人、物或鬼怪的目的。用作厭勝的物品有很多，比如我們熟悉的桃木，古代人在桃木板上分別畫上擅長捉鬼的“神荼”、“郁壘”二神，做成“桃符”懸掛在門旁，就能趨吉避兇。還有玉器，人們認為玉能發出一種特殊的光澤，白天不易見到，夜晚則可照亮方圓數尺之地，是妖魔鬼怪最怕見到的，所以用玉器可以避邪保平安。此外還有五色藥石、紙符等等。但這些器物基本上只是單一使用，若論用作厭勝品數量大、種類多的，還是要數錢幣。

　　我們先來看一個藥方：“古錢其銅焦赤有毒，能腐蝕壞肉，但取周景王時大泉五十千，宋四銖、二銖，及梁四銖，北齊常平五銖之類，方可用。”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對這個方子的補充是：“古文錢但得五百年之上者即可用，而唐高祖所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尤為古今所重”這些都取自《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古文錢》的內容，是講“錢”的醫用藥用價值。卷中還有諸多藥方，如治療“時氣欲死”須用“大錢百文，水一斗煮八升，入麝香末三分，稍飲至盡”，治“急心氣痛”須用“古文錢一個，打碎，大核桃三個，同炒熱，入醋一碗沖服”。李時珍先生用了卷中一個章節來專門記載此類內容。史學專家王子今先生認為，如果說古錢中的某些成分確有藥效，借以醫病尚可理解，而所謂“五百年之上者”、“唐高祖所鑄”等等便有些神玄了。這讓人想起魯迅先生對中醫藥學神秘主義形式的批評。在這里我們不是要分辯其藥效如何，或者中醫藥高明與否，僅從所舉事例來看，倒是從它的“神秘主義形式”看到了“錢”的神秘力量，或者說是錢的厭勝意義。清代金陵地區有難產婦女手持“周元通寶”即可順利分娩的習俗——錢的厭勝意義便更加典型了。

　　有學者分析說，清代人用來治瘧疾和難產的“周元通寶”可能不是一般流通領域的同名古錢。傳世的“周元通寶”錢有的背面鑄有日月、七星或龍鳳圖案，它是專門用于厭勝的厭勝錢。不錯，厭勝錢并非一般意義的貨幣，是人們將有特殊意義的文字和圖案鑄在錢幣之上，用來表達避邪趨吉愿望的，或者說是希望借“錢”的神力實現自己的愿望，祈求神靈扭轉自己的命運。

　　從某種意義上講，“錢”的神力幾乎遍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有“上梁錢”，中國古代建筑極重視厭勝，上梁是建筑施工很重要的工序，用錢來厭勝避邪是相當重要的一道程序；有“鎮水錢”，將“周處斬蛟”或“錢王射潮”的圖案鑄于錢上，便可為建造堤防工程所用。錢上鑄“太平振宅”文便可鎮宅，鑄“斬妖伏邪”文便可避邪，背上再加“敕令”二字，“錢”的神力可能就會更加彰顯。五月端午，用鑄有五毒圖案的錢可以“禳毒氣”； 出門行旅， 用鑄有“出門大吉”的錢可一帆風順；身帶“狀元及第”錢可助功成名就；持有“五男二女”錢便可實現最完美的生育理想了。毫無疑問，上述事例都屬于民俗現象，有人或許會封一頂“封建迷信”的帽子過來，但是任何一種現象的存在都不是無緣無故、無源無蹤的。

　　為什么一枚小小的“錢幣”竟具有如此神通？古代的中國人又為什么會如此廣泛地借助它來趨吉避兇、祈求神靈的佑護？我們必須從中國錢幣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

從神壇走來的“錢”

　　根據錢幣史書的資料可知，中國古代錢幣萌芽于夏，起源于殷商，統一于秦。不過，錢，最初并不叫“錢”。中國古代最早的原始貨幣是“貝”。有學者認為，貝在商代后期已經變成交換的媒介物，以貨幣的角色出現于商業舞臺。郭沫若先生曾有論：“貝在周初本來是一種原始的貨幣，所用的是海貝，學名為貨貝。” 貝在中國貨幣史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有一個很好的證明是，在我們的漢字體系中凡是與財物有關的字多以“貝”為偏旁，甚至“賢”也從“貝”。“賢”與錢有關系嗎？據《說文解字》釋：“賢，多財也。”后世引申為“多才”，或許與“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念有關吧。

　　不過，貝即使最初與“財富”有關，但它與龜甲、玉石等早期的貴重交換物一樣，并不是一開始就以貨幣的面目出現的。

　　從濱海地區流入內地的貝，最初是與玉和龜甲等禮器一起，共同行使神權政治文化象征的功能。上古時代的玉禮器和稍后的青銅禮器，以及與占卜巫術關系密切的珠玉、龜貝等，一直是上古文明中具有神秘屬性的權力、財富的象征。特別是龜甲，因為龜的長壽和龜甲形狀奇特，歷來被視為能通天人之際的靈物，成為問卜的主要載體。而在《易經》中，貝常與龜筮占卜聯系在一起。在古代龜卜文化中，貝與龜甲可以互換，在交換的過程中，貝的價值可以使龜甲增益，在卜筮中主“大吉”、“永貞吉”。這就賦予貝以神秘的吉祥意義。

　　貝在古人心目中具有“魔術”性或巫術性，這可以從它的使用得到證實。早在新石器時代，從事漁獵的先民就把貝殼作為避邪的靈物掛在頸項和胸前，還把它用作奉祀的祭品。20世紀中葉，在河南輝縣琉璃閣的考古發現中，有8座商代墓中有貝，它們不是被放在死者的胸部便是放在腰部，歷史學家、古錢幣學家王毓銓認為：“貝在商代曾作裝飾品和魔術物用，這就是證明。”“也正是由于它們的裝飾性和神秘性，貝才普遍地被希求而變成了交換媒介。”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錢一開始就是帶著“神魅”的色彩和力量來到這個世間的。我們或許可以用普通人的思維來想象一下，在錢幣成長的幼年時期，珠玉、龜貝一邊作為貴重的禮器在祭壇奉祀，一邊作為貨幣在物品交換中使用，此時，一位先民手持一枚珍美的海貝去作交易時，他的心態會是什么樣的？貨幣可以易物的“神魅”與禮器可通上天的“神圣”交織在一起，先民手中這枚海貝的份量可不輕啊！

　　后來，珍美的貝幣在先民的手中慢慢褪掉了“神魅”的色彩——隨著歷史的發展，珠玉、龜貝的神圣性被解構，在一定程度上消褪了神靈的魅力，“貝”真正以貨幣的身份進入到商品流轉的長河之中。

　　上海博物館曾收藏有一只商代饕餮紋鼎，上面有這樣的圖案：一個人肩擔貝幣站在船上，旁邊還有人以手劃船。這位擔幣的人可能正去往他鄉做生意，也可能做完買賣賺了大量貝幣正趕回家。無論如何，他應該是位“款爺”，身“擔”如此一筆財富，不知此公的心情會怎樣，他有沒有想過這堆海貝攜帶起來不甚方便？不僅攜帶不方便，隨著商品交換的頻繁，海貝經常會供不應求，于是出現了石貝、玉貝、骨貝等仿制貝幣。青銅器時代到來后，金屬鑄幣的先河被開啟，海貝幣的替代品仿貝銅幣誕生了。錢走出幼年時期，邁向少年時代。順便說一句，當中國已經廣泛使用銅貝時，世界上其他國家還未出現金屬鑄幣。

　　錢那性情單純的少年時代并不長。春秋戰國時期，當天才的發明家們將目光從海貝的形制轉向陪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產生活用具后，大量的布幣、刀幣出現了。“布幣”來源于上古時期的一種農耕工具“”，即一種“鏟”，“布”是“”的同聲假借字；而“刀幣”則是由齊燕地區的先民們用以漁獵的“青銅削”刀具演變而來。我們或許可以猜測，這些錢幣的形制取自可以產生財富的生產用具，其中是否融入了人類早期的某種意識形態？正如研究貨幣史的專家湯可可先生所言：“包括宗教幻想在內的多元文化色彩，一直貫穿于錢幣自身的演化歷史。從巫師的靈物、貴族的禮器到世俗大眾的交換媒介，這是一個人文理性解除原始巫術之魅的思想觀念演變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在人類歷史上蔓延了相當長的時間。

　　到戰國時，使用更方便的圜錢出現了，圜錢的主要鑄行國秦國開始使用圓形方孔的“半兩”錢，《史記·秦始皇本紀》有記載，“秦半兩”是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錢”時鑄行的。

　　請注意，秦惠文王“初行錢”時鑄行的這種“秦半兩”，在中國貨幣史上有著奠基性的意義——中國圓形方孔古錢幣千百年的形制就是由此而來。在這里，有一個小問題，“錢”是什么？為什么后世的人們一直以“錢”來統稱貨幣？其實，“錢”與布幣的“”一樣，也是先民手中的一種“鏟”——既然如此，“布”有沒有可能被用作貨幣的統稱？有。早期的貨幣總要有個統稱，大家都有可能。不過，秦以“初行錢”時的“半兩”錢統一了貨幣，那么“錢”也隨之身價陡增，而且，它經過“秦半兩”“天圓地方”的演繹之后，意義也大不一樣了。

　　秦始皇將方孔圜錢作為統一貨幣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是錢鑄成后要進行銼邊等加工，把方形細木棍插入方孔，可以使錢固定不動，便于操作。方孔錢也便于錢上文字的定位。另一種說法被學界普遍認可，即秦始皇篤信當時極為流行的“天圓地方”的宇宙觀。方與圓，象征著“萬物周事”的自然；“圜者中規，方者中矩”，又象征“規矩”的權威、法的權威。《呂氏春秋》的解釋可能最合始皇帝的口味：“天道圓，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故而有學者認為，秦始皇時，圓形方孔的“半兩”錢體現了當時社會的文化信仰，已然是神權的象征了。

　　說到這兒，我們不能不感佩古代中國人的智慧。一枚錢幣，竟能將春秋戰國幾百年間政治、哲學等諸多因素融合的文化核心體現出來。而古代希臘、羅馬和波斯等國早期的錢幣，僅為防偽而刻有帝王頭像、復雜的紋章和印璽圖案，比較起來，中國的圓形方孔錢體現了中國人對天地時空無限豐富的想象，承載了更為厚重的文化信息，要“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