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早已是一門顯學，但是這門“顯學”頗為有些不清不楚的小尷尬。眾多研究者對《金瓶梅》一書的作者、年代以及不同版本的爭論大書特書，爭得面紅耳赤，不亦樂乎，甚至驚動了海外漢學家的加入，爭得論文論著倒是層出不窮，但對書的內容，文本的重心反倒避而不談，這樣的顯學，豈不怪哉？

　　大家其實心知肚明，《金瓶梅》自問世以來，就屬于最富爭議的古典小說，因為書中大膽直白的性描述，一直被衛道士稱之為“天下第一淫書”，屢被禁止。甚至在今日之大陸中國，也只能以各種刪節的“潔本”的面目出現，只有像曹總這樣的重口味愛好者，為了寫作《煙花春夢》一書，才會絞盡腦汁煞費苦心費盡周折地想出各種辦法，從港臺購買各種版本的全本《金瓶梅》。話說，《金瓶梅》原本在學界中爭議最大之處就是有兩個版本：詞話本與崇禎本（又稱繡像本），但我猜想以后歷史中可能會爭議大陸本和港臺本，說不定能從中分析出不同的審美標準，價值走向，歷史意義等等。田曉菲在《秋水堂論<金瓶梅>》中提到版本差異時說，她比較繡像本和詞話本，覺得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是詞話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載道”的教化思想。我覺得大陸的潔本也可以起到同樣偉大的教化作用。

　　中華書局版的《會評會校金瓶梅》的編者秦修容早在1998年就看到了我們金學研究的不足：“人們往往把目光散落在浩瀚的明代史料中，去探幽尋秘，卻常常對《金瓶梅》本身關注不夠，研究不足。”經過這些年，已經有不少著作拓展了金學研究的領域，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文本內容、小說背景、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的細讀之上，取得了不小的進步，曹亞瑟的《煙花春夢》一書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例。他曾在書的序言中特意強調“我的設想既不脫離文本，也不搞繁瑣考證；既非文學批評，也不是人物分析；而是做一些社會學、民俗學的討論”。也難怪，相比那些動不動就扯到比較詩學和闡釋學的宇文所安兩口子，也只有這樣既不故作高深，又不好高騖遠的金學愛好者寫出的文字才是最好玩的吧。

　　《煙花春夢》雖然有個驚悚的副標題叫做“《金瓶梅》中的愛與性”，但其實書中論述“愛與性”的部分并未占據很大比例，從書的內容編排上也可以看出作者嚴謹的思路，整體的構思，全局的把握，力求深入淺出闡述《金瓶梅》所處的時代精神狀況。開篇寫到了晚明的民風，金瓶梅時代的物價和購買力，而后順利進入西門慶家庭，從他的財政狀況開始談起，然后聊他“酒色財氣”，聊他的女人觀和金錢觀，梳理他與書中各個女人的關系，以此從性關系談到人性之間的微妙變化，而后又從具體關系中回歸到整體架構中，談明代的財政，談西門慶的家族經營模式，如此等等。

　　《煙花春夢》沒有刻意談性，但是也不絕不回避談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性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人際關系，從不同人之間的關系上，我們能發現不同的問題，比如感情與利益的糾葛、權力與金錢的結盟、男權與女性微妙制衡，等等。這里的關鍵是能從西門慶與其他女人的關系中發現出什么問題。書中有很多篇章談到了西門慶的春宮畫、談到了春藥、談到了“潘驢鄧小閑”、談到了西門慶的淫器包，作者寫下這些文字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自然滿足不了許多人的獵艷獵奇心理。但事實上，這樣的文字還是很好看，甚至不失幾分優雅。這是因為作者在寫到這些文字的時候是原本一種考據探究的心態，這樣的文字讀下來頗有幾分歷史的韻味。

　　以《李瓶兒的春宮畫》為例，雖然從原文中引出了西門慶從李瓶兒處弄了幾幅春宮畫，但筆鋒一轉，已經開始談起了春宮畫的來源，以及在不同時代中的不同變化形態。從這些起承轉合，流暢自然的文字中，作者旁征博引，所占據的一些資料之豐厚，視域眼界之廣闊，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之外。我完全可以大膽預言，這是一本禁得起質疑和駁難的書，甚至比某學所謂的金學家所進行的隔靴搔癢之研究更禁得起考驗和閱讀。這完全得力于作者本身深厚的學識素養，窮盡數十載披沙揀金，浸潤古籍之中，苦苦搜尋資料的功底。

　　《金瓶梅》長期以來被視為“淫書”，關于這本書的許多研究因為這個“淫”字也逐漸湮沒無聞了，就連那些有機會出版的研究著作也難免被帶上各種“很黃很暴力”的帽子。很多評論者認為《金瓶梅》一方面警世懲淫，一方面大肆刻畫描述性，歸根結底而言是一種“偽善”。但《金瓶梅的藝術》的作者孫述宇卻認為“我們細讀完《金瓶梅》，都會相信這作者倒是一點不虛偽，他若不誠懇，是寫不出這樣的書來的”。

　　此言深得我心。不但《金瓶梅》如此，我倒覺得《煙花春夢》同樣擔當得起是這樣一本“誠懇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