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學術界抑或設計界，旗袍在很多人看來屬中國傳統服裝的當然代表，甚至已經成為中國服裝傳統的代名詞。但是，站在21世紀的高處回首中國悠久的服裝歷史，旗袍真就那么傳統嗎？從某種意義上說,旗袍從流行之初就注定了它是拖著西化影子的中華國粹。深入考察旗袍流行的起源，不但有助于澄清中國的服裝及設計史實，亦為中國現代服裝設計如何將民族傳統與國際流行交融提供一個生動的范例。

　　一、旗袍風尚的基本特征

　　所謂“旗袍”，指衣裳連屬的一件制服裝，同時，它必須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觀表征：右衽大襟的開襟或半開襟形式，立領盤紐、擺側開衩的細節布置，單片衣料、衣身連袖的平面裁剪等。盡管有觀點認為旗袍包含清代旗裝的袍和民國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義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紀民國以后的一種女裝式樣。而所謂“旗袍風尚”則更多是從裝扮行為模式和社會群體角度考慮，其基本特征為：以旗袍為基本品類，在配伍上則具有一件制服裝的特點，下身基本不再配穿可能外露的裙或長褲，在一定的社會群體中風行一時。

　　二、旗袍風行的起始時間、地點和人群

　　論及旗袍風尚的起始時間，通常認為在20世紀民國時期，鄭逸梅先生即稱“原來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國后始御之”。至于具體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對比較含糊。周錫保先生和張愛玲女士均以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后，周氏還以1923年的畫報等資料推斷所謂旗袍在其時的上海數十人中不過一二。事實上，以當時上海的新聞界對社會現象敏感程度，一種新式樣的風行必然會引起廣泛的關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報》等報紙上很難查到有關于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資料為旗袍在1925年的出現提供了佐證。在作為舊帝都的北京，也有記載表明旗袍時尚始于1925年。因此，將旗袍流行的起始時間視為1925年當為合理。

　　至于旗袍風尚的始發地，應在其時對中國服裝流行影響最為廣泛的上海或北京。盡管旗袍從名稱上望文生義應與滿族人有必然的聯系，而北京的滿族人非但在數量遠多于上海，還在衣著上保持有本族旗裝傳統，且兩地旗袍風尚的起始時間也較為一致，但是，旗袍在當時是一種新派的時興，它與滿族人舊時的袍在穿法上有諸多不同，但卻和西式裙裝頗為類似，以上海在中國唯一的時尚中心地位、西風東漸的先得之地以及追求衣著時興的城市特征而言，1948年屠詩聘先生斷言旗袍“開始流行于上海，逐漸流入內地”并非虛妄，而許地山先生早在1935年也曾有過類似論述。

　　關于旗袍風尚的始發群體，有諸多原始記載和研究結論表明為上海的女學生群體。以當時其“女界領袖”的衣著引領地位和對西化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而論，也只有她們才可能是旗袍最早的主要使用者。

　　三、旗袍式樣的起源分析

　　關于旗袍的式樣起源已經有諸多的研究。很多結論認為民國旗袍是清代旗裝中的袍的延續，其主要依據為兩者之間形的類似和名的聯想，國外也有將其稱為“Mandarin Dress”。但是，此類推論很難解讀旗袍風尚中棄裙褲而穿襪甚至裸腿的迥異于此前中國傳統的裝扮特征。事實上，服裝歷史中很多款式的類似純屬巧合，斷言其承襲卻又不盡然。在清代，女式旗裝袍一般稱為襯衣或氅衣,卻很少有旗袍之說。盡管沈從文先生在論述雍正四妃子便服時曾談到其中兩件長袍“已經具有后來旗袍規模”，但本意應該是求得對研究主體的形象說明而非指兩者之間的因襲必然。張愛玲曾將最早的旗袍解釋為1921年女學生對男裝袍的款式借用，但少有論證。還有境外研究認為旗袍的起源是漢裝、旗裝和西方服裝的元素結合，卻又語焉不詳。

　　作者無意否認旗袍與中國傳統服裝的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仔細考察旗袍的早期時尚，我們會發現它盡管具有中國傳統服裝的部分款式特征，但并非清代旗裝袍的嫡生，如今被看作國粹的旗袍從風行之初就脫不了西化的胎記。

　　四、旗袍稱謂的由來推斷

　　盡管自清代以來，袍就不是普通漢族女性的日常服裝，在上海只有旗人和少數欲以衣裝獵奇爭艷者穿用，但由于男子的普遍使用，當時的人們對袍并不陌生，而所謂旗袍確實與其在外形上十分類似，將它歸類為“袍”也很合理，何況還有男袍女穿之旗袍起源說。同時，因為漢族男性早在清初就改穿滿式男裝，而旗裝中的男、女袍除大小和裝飾不同外幾乎形出一轍，加上旗袍前身之旗袍馬甲也與旗裝的袍多有相似之處，由此可以理出旗袍與旗裝袍的間接聯系。“旗”字則可從“旗袍馬甲”中得到解讀，“旗袍”稱謂甚至還可能是它的直接衍化。非但如此，較先采納旗袍的又是一個鼓吹男女同權的社會群體，她們不但要通過旗袍摒棄過去婦女上衣下裙兩截穿衣的習俗以改變中國女性的弱勢群體形象，更想無論在稱呼上還是在式樣上都取得和男性一樣使用袍的權利。而且盡管其時的上海已經較為開放，保守思想仍有相當勢力，對西式裝扮和新奇時髦雖然見怪不怪，但在流行的推廣過程中還是阻力重重。新式、樣冠以看似傳統的“旗袍”之名以強調中式模糊西化，也許是為體現五族共和及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更可能是期待以此減輕社會的群體壓力。

　　五、旗袍流行的美學解讀、消費保證和社會機遇

　　任何一種式樣要成為時尚，必須為大眾的美學理念所認可、消費相對便利并包容于一定的社會氛圍。風行之始的旗袍是中式表觀下的西化穿用，其既有中國服裝傳統的外觀承襲，但又是西風吹拂下的傳統變異。時尚美好出乎想象的強大力量，渴望和想往包括服裝流行在內的西方文明的社會風氣，加上民眾重視衣飾的習俗和傳統服裝制作業的基礎，以及北伐革命風起云涌的時代背景，終于成就了旗袍的在中國的全面流行。

　　對于旗袍時尚的美學解讀，盡管有觀點認為其在于類似西式審美所嘉許的人體曲線顯露，但事實上旗袍風尚仍體現了中國傳統審美的潛意識并構成了具有中國20世紀前期的時代特征的新的衣飾美學觀⒂。早期的旗袍依然是傳統的平面結構，其連身通袖強調的還是手臂下垂時傳統美人的溜肩，腿也只在袍衩間得到意念上的完整；盡管旗袍在胸臀的最大處是合體的，但由于沒有橫向腰線分割和胸腰省道，腰部雖通過邊縫內收但仍具相當的寬松度，在順暢的廓形下，胸的突顯依然較西式服裝為弱，而東方人種臂的扁平卻被忽略；至于纖腰則是概念想象的必然，身段婀娜者自不必說，即便是腰變粗腹顯贅穿上旗袍仍有臆想中的苗條，最多只是使袍在腹前有一個不明顯的凸出曲面，反而顯出中國傳統式的“富態”，這使得旗袍無論二八佳麗或六十年紀均相適相宜。如此構成的旗袍非但中國的女人喜歡它，即便男人也欣賞它，老派人物接納它是因為其有傳統的服裝表征和審美意趣，西式因素的融入又迎合了當時所必需的開明 ；新派人物歡迎它則著眼于其中西交融的衣著方式，還具有緊跟西方的流行感和一個完全中國味道的名字。而旗袍對于服飾配伍的中西包容又體現出不同社會群體的審美偏愛。

　　由于早期旗袍的結構和傳統服裝脈絡相承并不復雜，同時其簡練的廓型和局部裝飾又對材料具有極大的兼容性，服裝制作因人而異相當便利，這使得旗袍的風行在物質上成為可能。旗袍可以到弄堂口胡同旁的裁縫攤或把裁縫請到家里量身而制，如果付不起工錢則干脆自做自穿或請人幫忙，而當時的時裝店通常只賣西式服裝，至多有一兩個柜面承接那些不滿意江湖裁縫又不愿自己動手的富家女子的旗袍定做。盡管其時并沒有設計師的職業分工，但是具有優秀服裝傳統的中國女性特別如上海的時尚民眾，將其流行主張通過裁縫之手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現代概念中的設計行為。正是由于旗袍的這種泛設計性使旗袍看似大同小異但有著豐富的局部變化，進而造就了旗袍個性充沛的風尚流行。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社會背景為旗袍的風行提供了有利時機。北伐革命的隆隆炮聲和婦女解放的陣陣口號，成了作為新女性的標志之一的旗袍為社會接納乃至贊許的最好理由。社會各界特別是商業功利驅使下的紡織廠、服裝店等則對旗袍時尚的推波助瀾。婦女特別是城市女性的時髦天性也使旗袍加速進入百姓衣裝生活。自1927年以后，旗袍的流行逐漸由城市向鄉村推廣，至20世紀30年代，旗袍已經取代上衣下裙而成為中國女性的主要服裝品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