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曾有過5次婚姻，他的婚姻生活與他的政治生活一樣，都是多次遭際坎坷。劉少奇與王光美相識時，剛剛從幾次不幸的婚姻中解脫出來。與高雅、秀美的王光美的結合，無疑使他那顆疲憊、歷盡滄桑的心靈找到了永久的棲息之所。

　　王光美，輔仁大學物理系研究生，畢業時曾獲全額獎學金去斯坦福大學攻讀原子物理博士。在延安和美國之間，她選擇了前者。這一選擇，使她日后結識了劉少奇并結為伴侶，最終成為國家主席的夫人；也是這一選擇，使她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在以后的歲月中始終都扮演了輔助的角色，并與丈夫共同經歷了艱難的世事風雨。

　　記者:與劉主席相伴的幾十年里，您恪盡職守，盡心盡力地輔佐丈夫的事業，盛極不驕，敗極不驚。你們倆在最艱難的時候，心心相知，相依相攜，患難與共。你們的愛情被叫做世紀經典愛情。您和劉主席是怎么從相識到相知的呢？

　　王光美:我與少奇相識，沒有秘密。我在大學讀書，同北平地下黨很接近。國共和談期間成立了軍調部，葉劍英、張治中、馬歇爾是三方代表。軍調部下面有個軍調處，軍調處需要翻譯，地下黨便推薦了我。

　　和談破裂后，我去了延安。那時候毛主席疏散到外地，朱總司令在棗園，我們一行去見朱老總，朱老總又帶我們去見少奇，那是我和少奇的第一次見面。少奇說了一些鼓勵我們的話。少奇送客時，我走在最后，因為我年輕，官最小，我自然走在了最后。最后一個與少奇握手的，少奇可能多握了一下。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緣分。

　　后來有一天少奇到我們外事局參觀。中央同志來參觀是大事，都有人陪著走，那是他第一次來。第二次他來就到我的房子了，參觀的人也跟著。后來又過了一段時間吧，我的住處又換了一個村，他又來一回，好像還組織了我們這個村的一個舞會。他來參加，事先到我們屋坐了坐，這次坐的時候可能有點表示吧。我記得有一天，王炳南說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談話。我還說，怎么找我談話呢？我剛到延安來，那棗園我都不認得，我不知該怎么去。于是就給了我一匹老馬，說這老馬識途認得棗園，認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著這匹馬走吧。后來到了少奇那兒，他那兒什么都沒有，也不知道拿什么招待我。他跟我說著說著，就從特別破的抽屜里拿了一個很小的梨給了我，我就用小刀把梨削了，削的時候整個梨的皮連在一起不斷下來，少奇就很感興趣地問這是怎么削的，我從來沒看見過人這樣削梨。

　　所謂談戀愛也沒什么表示，有一次，他忽然說他家里有多少孩子，這些孩子歲數是多少，他有胃病，身體怎么不好，工作又很忙，沒有時間照顧他們。當時我還覺得這人挺奇怪的，跟我說這些干嗎。

　　我是知識分子，當時還沒入黨，所以在我和少奇有點好的時候，我還真跟他說，我覺得自己好像連黨員都不夠。后來他也沒介意，只讓我看看書什么的，那種身份的人談戀愛跟年輕人談戀愛不太一樣。

　　我們那時候在一起沒有現在的年輕人這么浪漫，說一些喜歡之類的話，我們那時候實實在在的。比如有一次吃飯，他說讓我跟他上晉察冀，這話里有話，但是非常含蓄。我留在晉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為什么讓我上晉察冀，我想，這就是他在表示他的意思了。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結的婚，婚禮是王炳南主持的。

　　記者:你們兩個年齡相差很大，而且生活經歷和歷史背景都很不相近，從內心來說您喜歡他嗎？

　　王光美:從內心講我特別尊敬少奇。我真正認識少奇，或者說對他產生敬意，與一本書有關。書名叫《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者劉少奇。那個小冊子我讀了很多遍，和風細雨，娓娓動聽，對共產黨員的要求卻非常嚴格，感覺到做一名共產黨員真的很難。

　　后來在他找我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別專心刻苦，觀察什么都特細，我越來越佩服他。少奇說的做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婚后，他是中央領導，我是普通翻譯，他的房間里有很多涉及政治、軍事的機密，我只看公開的報紙和外事局送我的資料。

　　記者:嫁給一個年齡比你大很多而且還有孩子的男人，您父母怎么看待這樁婚姻？

　　王光美:我戀愛結婚都沒告訴家里，因為我很早就自立了，一向自作主張。不過后來我還是很抱歉地給父母寫了封信，說:我已結婚，先生是個布爾什維克，名叫劉少奇。父親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爾什維克是相對于孟什維克的多數派之意，但卻不知少奇何許人也。父親沒辦法，只得跑到北京西單商場，買了一本日文書《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們》，書中有介紹少奇的內容。可以說，我父親是從書本里認識少奇的。

　　其實我對婚姻的看法大概也受了我母親的影響。當初我母親和父親結婚，除了外公默認，也是一片反對聲。因為父親娶過兩次妻子，母親則是大家閨秀，待字閨中，要去做人家的續弦，還要面對非親生兒女，但母親主意既定，無人能阻止。結婚的那天，母親沒坐花轎，而是乘馬車，從天津一直到北京，在六國飯店宣布舉行婚禮。這在當時，也算是轟動性的新聞。

　　在我母親身上，有一種傳統的美德。對待子女，沒有什么親生不親生之分。甚至對非親生子女，還要照顧多些。我大哥眼睛不好，看不清東西，母親讓我們弟妹們輪流念書給他聽，大哥攻讀的是哲學專業，對我們來說真是枯燥無味，但母親堅持要我們那樣做。為了方便大哥去商務印書館，母親特地為大哥訂了一輛包車。二哥、三哥也非母親所生，但母親還要資助他們留美。所以在這方面我母親是我的榜樣。我和少奇結婚時，他已經有孩子了，相比別的中央領導家，我們家人口是最多的。那時候我們家有大兒子允斌、大女兒愛琴，還有弟弟毛毛，他們是何寶珍烈士和少奇的兒女，中間還有濤濤、丁丁這兩個小孩也不是我親生的，然后底下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大大小小一共9個孩子。這么一大家人團聚在一塊挺不容易的。少奇一心做工作，家里他不管，就交代原則，具體的由我來照顧，我盡最大的努力去做，但也有照顧不周到的地方。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愛琴，是她從蘇聯回來。當時少奇去蘇聯把她帶了回來，讓我去火車站接她，她站在車門上，我看見了就過去說，你是愛琴嗎？那時愛琴在蘇聯待得久了，已不會說中國話。而且穿著洋裝，少奇同志不太愿意子女弄得很特殊，我就帶她做長褲子，經常領她去做衣服。我覺得這都是我應該做的，不值得一說，可愛琴很感動。后來我在監獄的時候，他們都去看過我。我從監獄出來，愛琴馬上就去見我。總之我們這一家人還是非常和睦團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