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偉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會遮擋住與他互為伴侶的另一位杰出人物的光輝。對于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來說，就屬于這種情況。

　　中共“九大”后，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林彪的夫人葉群都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其實，論資歷、論能力、論貢獻、論威望，身為周恩來夫人的鄧大姐哪一點都不在她們之下，以她的才干和資歷，擔任黨和國家的高職本來應該是順理成章。但是，在周恩來生前的歲月里，鄧穎超一直都保持著低調，除了在全國婦聯擔任一些領導工作，她幾乎沒出任過任何國家要職。為了支持周恩來的工作，鄧穎超在解放后的幾十年里做了很多物質上和職務上的犧牲。

　　我在鄧大姐身邊幾十年，對她的性格和能力都十分熟悉。鄧大姐是那種不追求名利地位的共產黨人，尤其是同周總理共同生活的幾十年中，常常為了大局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

　　1976年12月，鄧大姐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整天處于文件多、開會多、外賓多的“三多”狀態。但此時的她，似乎全身的能量都被調動起來，常常工作起來就忘了休息。看到鄧大姐如此高齡還能這樣精力充沛地工作，我常常想，以鄧大姐這樣的資歷和經驗，解放后這么多年都沒有擔任國家的高職，這對國家來說是否也算一種損失呢?

　　后來我聽說，早在1975年周總理在世時黨中央和毛主席就批示過讓她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可周總理不同意，就把這事兒給壓了下來。我不知道這話是否當真，有一次就同鄧大姐說起來。鄧大姐可能早就知道這件事，她聽后平靜地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那時不讓我上是對的。如果恩來在的話，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副委員長的。”確實，作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妻子，如果鄧大姐那時就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可能也很難處理各方面的關系。想來周總理當時也是有很多考慮，才不同意鄧大姐出任高職的。

　　“當總理的夫人其實很難。”那次我和鄧大姐聊天，她深有感觸地對我說。鄧大姐還告訴我，周總理同她有個君子協議：兩個人不能在同一個部門工作。因為這個協議，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鄧大姐出任政務院政務委員職務，周總理就沒讓她上。不僅如此，在很多場合，周總理也盡量“壓低”鄧大姐，使她在物質上和職務上做出了很大的犧牲。鄧大姐回憶說：“定工資時，蔡大姐定為三級，我按部級也該定五級，可報到他那里給劃為六級;國慶10周年定上天安門的名單，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給劃掉了;恢復全國婦聯時，他也不同意我上。就是因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壓低我。”
鄧大姐對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她很坦率地認為她的工作是黨分配的，不是因為周恩來的關系人家才要選她的。但是，對于周總理生前的種種考慮，鄧大姐也能十分理解，從性格上說她也不是那類看重名譽地位的人。“遇事我是非常謹慎的，這你可能有感覺的。”鄧大姐笑著說，“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時也要有點委屈嘛。”

　　作為共和國總理的妻子，鄧大姐的委屈其實并不少，比如，她陪周總理去外地工作，因為沒有個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費，連服務員的費用都自己付。鄧大姐也不像其他一些國家領導人的夫人經常出現在交際場合，她很少陪周總理外出，就是有時因公陪同出去也要向組織寫報告，經過批準才去。多少年來，鄧大姐處處謹慎，總是盡量避免給周總理的工作帶來麻煩。

　　在西花廳，鄧大姐將自己的位置擺得恰如其分，凡是周總理的“三保”(保工作、保健康、保安全)工作需要鄧大姐做的事，鄧大姐都是以家屬和黨員的身份配合做好;如果確實需要我們做什么事，她也總是用民主的態度和商量的口氣提出要求。

　　一般的人認為，凡是周總理知道的事，鄧大姐也一定會知道，其實不然。周總理去世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和鄧大姐說話時提到一件事，鄧大姐聽后一臉狐疑。那人驚奇地說：“怎么?鄧大姐你不知道呀?”鄧大姐說：“你們別以為恩來知道的事我全知道，沒有那么回事。”

　　從生活上，鄧大姐對周總理的照顧比較多一些。為了不讓周總理分心，身為總理妻子的鄧大姐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處理好親屬間的事。周總理的親屬比較多，鄧大姐主動承擔起照顧周家親屬的任務。從建國以后，周總理和鄧大姐就開始用工資的結余部分資助周家親屬的生活并接濟他們來北京治病，直到周總理去世后多年，鄧大姐還一直管著他們。在接濟周家親屬這個問題上，鄧大姐從不讓周總理操心，總是慷慨解囊。鄧大姐說，這是為國家減輕負擔，要是不安排好這些人的生活，也會給周總理帶來不好的影響。因此，作為總理夫人，這也是她要盡到的責任。

　　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后，鄧大姐擺脫了“總理夫人”的束縛，她盡自己的所能努力工作，在四年的任期里干得相當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