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形成過程中，其實是直接模仿滿洲女子服裝、間接模仿男子服裝，也表明旗袍產生的沿襲性而非革命性。《新東方雜志》1943年第5期張寶權的《中國女子服飾的演變》說：“長袍本來是滿洲女子的土著服裝，為了紀念八旗兵，才稱做‘旗袍’。”說得頗在理。所以“式樣很富男性感覺”。而漢族男子的服裝，也是從清朝起始，才告別上衣下裳，穿起旗式的袍子，具有了粗礪的男子漢氣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男女服裝在上衣下裳這一最悠久的共性上有了分野。故“當男子受人攻擊的時候，他會拍拍胸膛，申辯‘我不是穿節頭衣服的人’，這就是說他不是女人。”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旗袍都予人以男性化的感覺，也有稱為長衫或袍的。如1926年2月3日廣州《民國日報》抱璞氏《長衫女》說：“乃近一二年，穿長衫(旗袍)之女界逐漸增多，遞至今日在廣州市通衢大道之中，其穿長衫之女界，觸目皆是，長衫女人大有與長衫佬抗衡之勢。”又如，“民國十五六年間，時當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婦女著袍之風漸盛，然款式多保守，腰身概取寬松，袖長及腕，身長在足踝以上。因其近似男裝，當時只有時髦的婦女勇于嘗試。”(蕭繼宗《新生活運動史料》，載《革命文獻》第六十八輯，臺北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5年版)周瘦鵑著眼的也是旗袍的男性美：“婦女的裝飾實在以旗袍為最好看，無論身材長短，穿了旗袍，便覺得大方而裊娜并且多了一些男子的英爽之氣。”(《紫羅蘭》1925年第1卷第5號《我不反對旗袍》)

　　當然，后來以秋瑾這種“英雌”為代表的女子，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著力效仿男裝，固然也有，但是，這畢竟有違男女有別之天然人性，旗袍終歸要走向女性化。這一重要契機的到來，即西式收腰裝袖等工藝的引入。這樣，旗袍就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從前效仿旗婦既大且寬，足以御寒也便于上馬馳縱的旗袍，變得既長且窄，衩子極低，僅足夠表現窈窕阿娜，閑雅斯文，于做事走路，都不相宜。大約到1934年左右，旗袍從革命回歸古典，既擺脫西化的模仿，也擺脫旗婦的模仿，成為時人吁求的“祺袍”或“中華袍”：“去年，中國都市社交界中，盲目的模仿西裝而制成的晚裝，曾成為時裝的中心，可是1934年的趣味，無疑的是擯除著模仿式的傾向，而漸趨于在我國原有的旗袍美上發展了一部分西服之特點者。”(《婦女畫報》1934年第17期《三四年趣味》)

　　同時，象征勇武的男子旗袍———旗兵之袍———卻在新時代里，變成文雅之袍了，甚至文雅到酸腐如孔乙己的長袍。再后來，男人穿長袍，就仿佛女人穿裙子，具有女性的特征了；曹聚仁解放后陪香港的長袍客人到漢口去，就這樣被圍觀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