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既轟轟烈烈又穩步有序地開展這場政治運動期間，約在8月中，有兩封外國朋友的檢舉信，帶著毛澤東的閱后批示，從天而降。

　　這兩封來信既贊揚中國的“文革”，又對中國外交人員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提出了批評。這兩封來信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從而對這類來自國外的批評，誰也不敢怠慢，只能轉被動為主動，認真相待。

　　其中一封來信是坦桑尼亞朋友寫來的。至于此信是通過什么渠道轉來的，難以查清，但其內容似乎是經過康生閱過的。另外一封是奧地利“紅旗”派一位朋友，由國外寄至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轉給外交部的。

　　坦桑尼亞朋友來信的主要內容是，批評中國駐坦桑大使館的招待會，搞得太豪華、太奢侈、太浪費；大使夫人穿戴著昂貴的衣服和首飾，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馳牌轎車，在顯示高貴。

　　隨信還附來了一張中國駐坦桑尼亞大使夫人身穿高檔旗袍，帶著一串珍珠項鏈的照片。

　　另一封來信是奧地利朋友批評我商務代表的，其主要內容是，批評我商務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中國“文革”的要求，極不相稱。信中說：“你們國內的革命斗爭同你們駐維也納商務代表的突出的資產階級舉止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極不相稱，從他們的衣著來看很難( 即使不說是不可能的話 )同蔣介石的走狗區別開來。精致的白綢襯衫和高價的西服同先進工人階級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稱的。這些代表不僅占有一輛，而是兩輛奔馳牌轎車( 這種汽車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剝削者的標志 )，這難道真有必要嗎？這樣的資產階級行為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這兩封來信在毛澤東尚未批示前，我們由于工作關系曾經讀到過。當時，我們把這兩封信當成笑話，看看了事，沒當成一回事兒，并不認為這兩封不足百余字的批評信會對我外交工作以及外交部的政治生活產生多大的影響。當時有的部黨委成員還借題講過這樣一句笑話：“總不能讓我們的大使穿著草鞋去呈遞國書吧！”在我周圍的人，也只能是就事論事，議論一番而已。而且都認為，作為一個外交人員，出自對外的需要，應該適當注意一下個人的儀表、注意一下自己的穿戴、注意一下自己的舉止。這也都是為了能反映一個國家人民的精神面貌。當然，過于鋪張、過于超前，也不合適。我們僅想到借人家的批評，就外交官的衣著，在駐外人員中引以為戒，引起重視就夠了，而沒有把這兩信看成是警鐘、警告，是在啟發我們向更深層地去思考一些問題，也沒從勤儉辦外交以及禮賓改革的高度去研究它。

　　接著，也不知是通過什么渠道，這兩封老外的批評信轉到毛澤東那里。

　　毛澤東當夜就看了這兩封老外的批評信，還作了一個重要批示。毛的批示是：

　　“退陳毅同志，這個批評文件寫得好，值得一切駐外機關注意。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可以先從維也納做起。”

　　毛澤東批示之后，還在他的名下畫了一個大紅圈，并簽上了日期，即9月9日。

　就這樣，在外交部任何人都不再有什么不同看法；再也沒有對老外批評信有什么出言不遜或說三道四的現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一心一意地擁護毛澤東的9·9指示。

　　在眾人紛紛表態擁護、支持和響應9·9指示的時候，一個如何貫徹這一指示的問題擺在大家面前。這個問題說法很多，主意也很多。只是有些說法不得要領，有的說法脫離現實，甚至還有的說法在理解上還存在著不少差距。怎么辦？

　　9月10日，陳毅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后，立即來外交部、召集部黨委開會，進行傳達，并決定將這一批示立即轉發到各駐外使領館，要求他們按照勤儉辦外交的方針，在對外活動和禮賓方面進行一些必要的改革。與此同時，會議還責成有關司、局，立即著手研究具體改革方案。

　　接著，主管政工的領導采取群策群力的辦法，召開大會，動員群眾，行動起來，積極貫徹9·9指示。他在會上號召各級工作人員，就勤儉辦外交和各部門進行改革等問題，向部里提出意見、建議和批評。同時，為了放手讓群眾大膽地提意見，還特別重申了對提意見的人，不管是提了什么批評、什么意見，他都歡迎。

　　與此同時，在業務工作中也出現了不少新變化。譬如：增加了外交工作的透明度。對一些重大外交案件，以會商、會簽的辦法，與更多的部委合作與通氣，以便讓人家更多地了解外交工作；密切與*中央各部門的關系，某些涉外工作，多征求他們的意見；進一步抓緊請示報告制度。外交無小事，事事層層請示。甚至為此事遭到“小事天天送”的批評，也在所不惜。

　　在陳毅召集會議和部領導在大會上動員之后，外交部的老老少少都一一進入角色，積極響應，行動起來。很快，在外交部出現了一個空前的運動形勢，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態勢。究竟在外交部要發生什么事情，已不是我們可以揣摩出來的。

本文摘自《外交往事：中國涉外事件秘聞》 作者：程遠行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