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jié)婚是人生大事，舉辦婚禮也是人之常情。早在先秦時期，中國人就認識到了婚禮意義之重大。《禮記·郊特牲》稱，“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性，所以附遠厚別也……”

　　古人將婚姻看得很重要，為此還整出了一套結(jié)婚程序：從“納采”開始，要經(jīng)過“問名”、“納吉”、“納征”、“請期”，到最后的“親迎”等六個步驟，此即所謂“六禮”。

　　在“親迎”這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要辦婚宴招待親朋。親朋也會送上一份賀禮，此即人們所說的“隨禮”。這“禮”，民間又稱“紅包”，有的直接稱為“份子錢”。

　　但在先秦時期，古人結(jié)婚并不提倡互相隨禮，《禮記·郊特牲》中說“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不僅如此，現(xiàn)在農(nóng)村仍在流行的結(jié)婚時吹吹打打那一套，即用來調(diào)節(jié)婚禮喜慶氣氛的奏樂程序也都不要，用古話來說，叫“昏禮不用樂”。

　　先秦人為什么要求“昏禮不賀”？他們認為結(jié)婚是“人之序也”，即人生的一個自然傳續(xù)過程。所以，先秦時期民間的婚禮大多都很儉樸，一般不會大操大辦。

　　從相關(guān)文獻來看，先秦時期民間確實沒有大操大辦的記載。《禮記·曾子問》中有一段孔子與曾子的對話，孔子談到當時的婚俗時說，嫁閨女的人家，“三夜不息燭”；娶媳婦的人家，“三日不舉樂”。

　　孔子還就此作了自己的解釋，認為前者是思念骨肉分離，后者則感懷生死無常，所以娶媳婦回來傳宗接代。如果當時婚禮熱鬧非凡，孔子絕對不會說“三日不舉樂”。

　　這種“昏禮不賀”、“昏禮不用樂”的制度，一直到秦漢時期才被打破。

　　到了秦漢時期，先秦時的一套制度沒人遵守了，婚禮開始講究起來。

　　但在西漢初年，朝廷還是不提倡婚禮大操大辦的，《晉書·禮志中》中記載了劉邦（漢高祖）當皇帝時曾下令：“禁塞嫁娶飲酒食肉”。

　　顯然，這是針對婚禮大操大辦的現(xiàn)象提出的。據(jù)《漢書·陳平傳》記載，西漢的開國功臣之一、位至丞相的陳平，當年家里很窮。戶牖鄉(xiāng)富人張負見他相貌不凡，決定把守寡五次的孫女嫁給他。但定親后，陳平無力置辦酒宴，是張負予其“酒肉之資”，方得完婚。

　　陳平是在西漢建立前結(jié)的婚，由此可見，辦婚禮講排場在秦代已興起，到了西漢中后期更成為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鹽鐵論·散不足》記載：“古者,燔黍食稗,而捭豚以相饗。其后,鄉(xiāng)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后,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鱉膾鯉，麑卵鶉鷃橙枸，鮐鱧醢醯，眾物雜味。”意思是說，以前舉行婚禮，用肉湯米飯，再加一些切細的肉塊和熟肉招待客人。而現(xiàn)在，魚肉重疊，烤肉滿桌，大魚老鱉，鹿胎、鵪鶉、香橙……不僅十分豐富，而且越來越鋪張。

　　當時，一些郡國為此專門頒布了地方版“禁酒令”—“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召賀”。

　　但西漢第七位皇帝劉詢（漢宣帝）認為此舉不妥，于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秋天，下了一道詔書，指示“勿行苛政”。

　　《漢書·宣帝紀》記載，劉詢認為，婚姻之禮，是人倫中的大事；酒食會友，是行禮樂時使用的。禁止老百姓嫁娶時擺設(shè)酒食，以相慶賀，等于將鄉(xiāng)里親朋間應(yīng)有的禮儀廢除了，令民無可歡樂，這不是教化老百姓的好辦法。

　　劉詢還引用《詩經(jīng)》上的“民之失德，乾糇以愆”一語，強調(diào)自己開禁觀點的正確。因為這句話的意思是人們互相之間不和，大多因為在飲食上照顧不周。所以劉詢指示，禁止再搞“禁酒令”。

　　劉詢的本意，或許是想通過正常的婚禮儀式，讓婚禮辦得熱鬧點，使民間歡樂和諧，但他忘記了操辦酒席容易引起鋪張浪費這一最基本的規(guī)律。劉詢的“開酒令”一傳達下去，民間奢侈之風大起，婚禮如果不大魚大肉地大操大辦，生怕別人看不起。

　　漢宣帝的“開酒令”，不僅影響了當時婚禮風俗，對后世婚禮也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可以說，漢宣帝的“開酒令”是古代中國婚禮大操大辦的“第一號令”。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婚禮更為重視，刮起了“侈婚風”。因為婚禮過于講究，這一時期還產(chǎn)生了許多新的婚俗，如新娘在婚禮中用扇子擋臉的“卻扇之俗”、新娘打扮完畢用細紗蒙面的“蓋頭之俗”以及夫妻之間的“交拜之禮”，均出現(xiàn)于晉代。“鬧洞房”風俗在這一時期，也特別盛行。

　　傳統(tǒng)婚禮中的同牢、合巹之禮依然保留，但所用器物更講檔次。所謂“同牢”是新婚夫妻一起吃肉的禮俗，“合巹”則是新郎新娘在洞房里喝交杯酒的禮俗。當時的南朝，行同牢之禮時美食畢設(shè)，合巹之行則使用金銀玉器，用品極為奢華。

　　《南齊書·武帝紀》（卷三）記載，永明七年（公元489年），齊武帝蕭賾下詔，欲遏制婚禮中這股不正之風，稱“晚俗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

　　針對“奢侈婚風”，蕭賾指示相關(guān)部門擬訂規(guī)約，公布于眾，并限定擺設(shè)婚宴的規(guī)模，讓合巹之禮不至于虧欠的同時，又能做到婚禮儉樸。最后特別強調(diào)，“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后來的齊明帝蕭鸞，還組織朝臣討論，將行合巹之禮時所使用的器皿，由金銀器改為陶器。

　　同一時期的北朝，婚禮奢華同樣不遜南朝。由于婚禮浪費嚴重，相互攀比嚴重，已影響到國家財政和社會穩(wěn)定，朝廷及有識之士都不時指出侈婚的危害，提倡節(jié)儉辦婚禮。《北史·臨淮王譚傳》記載，當時的皇族子弟元孝友曾進言：“請自茲以后，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北魏官員崔猷也曾提出類似的禁侈主張。《周書·崔猷傳》中稱，“時婚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有錢人家“衣服奢淫”，崔猷上書請求“禁斷”，得到了朝廷批準。

　　唐宋時期，婚禮內(nèi)容又有新的發(fā)展，比魏晉時花樣更多，如催妝、障車、百子帳、轉(zhuǎn)氈、撒帳等風俗，都日漸興起。這一時期婚禮大操大辦現(xiàn)象不再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但自春秋時一直強調(diào)的“昏禮不用樂”，首度被官方否定。

　　宋太祖開寶元年（公元968年），行將滅國的南唐曾議訂婚禮，經(jīng)過一番爭論后，知制誥潘佑的意見被唐主采納—婚禮可以用樂。這是春秋以來，第一次由朝廷明文規(guī)定婚禮可以用樂的記載，中國人舉辦婚禮時請吹鼓手助興遂成為一種風俗，一直流行到現(xiàn)代。

　　在禁止婚禮大操大辦方面，其實歷朝都有過限制，制度規(guī)定較詳細、嚴格的，應(yīng)該是元代。

　　元代雖然由北方蒙古族統(tǒng)治，但漢族風俗仍主導(dǎo)時人的婚姻生活，婚禮大操大辦之風仍然盛行，“聘財無法，奢靡日增，至有傾資破產(chǎn)，不能成禮，甚則爭訟不已，以致嫁娶失時。”因為辦不起像樣的婚禮，一些男女竟然不能及時嫁娶，可見當時的結(jié)婚成本確實太高了。

　　元代官員胡祗遹在《論農(nóng)桑水利》中這樣記述：“今日男婚女嫁，吉兇慶吊，不稱各家之有無，不問門第之貴賤，例以奢侈華麗相尚，飲食衣服擬于王侯，賤賣有用之谷帛，貴買無用之浮淫，破家壞產(chǎn)，負債終身，不復(fù)故業(yè)，不償稱貸。”

　　面對奢侈的婚禮習俗，元朝對彩禮、宴席諸方面都做出限制性規(guī)定。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正月，元朝廷頒發(fā)婚禮“限酒令”，詔書中明確要求，“親禮筵會，務(wù)從省約”。對聘禮和宴席的開支花銷，定出如下標準（上限）——

　　上戶，金1兩，銀5兩，彩緞6表里，雜用絹40匹；中戶，金5錢，銀4兩，彩緞4表里，雜用絹30匹；下戶，銀3兩，彩緞2表里，雜用絹15匹。舉辦宴席，上、中戶不得超過三味，下戶不得超過二味。

　　當時，不僅婚禮互相攀比，隨禮之風也大行其道。在官場上，有時干脆直接從每個人的工資（俸祿）中扣除“份子錢”，有的份子錢竟讓月工資“十除八九”。此風甚至影響到官場的廉潔，朝廷特規(guī)定，以后隨禮不得從工資中扣除，違反者法辦。

    此規(guī)定還形成了法律條文，《元典章》中稱：“如蹈前轍，許監(jiān)察御史廉訪司體察明白，以贓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