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女子中學是現在上海市唯一的一所女中，也是全國保留不多的女子學校。在男女同校、接受同等教育的今天，女中顯得特立獨行。有趣的是，在一百多年前，第三女中的前身圣瑪麗亞女校和中西女中創辦之初，女中也是特立獨行的—在奉行“女子無才便是德”，講求三從四德的傳統中國，讓女孩子拋頭露面進入學堂接受教育，是不可思議的。教會女校在中國的歷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近代女子教育興起的歷史。

興起：貧苦女孩的收容所

張愛玲畢業于圣瑪麗亞女校，宋氏三姐妹畢業于中西女中，林徽因畢業于英國教會所辦的培華女中……教會女校在中國給人印象與“貴族學校”幾乎等同，然而在創辦之初，女校卻幾乎等同于孤兒院、棄嬰堂的地位。

19世紀中期，隨著《南京條約》等簽訂，傳教士大批涌入中國。早期來華傳教士，初期都在民間傳教，但中外文化差異使傳教收效甚微。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立學校給年幼的孩子灌輸教會意識，并培養本土傳教力量，成為傳教的選擇。

女校更是成為貧苦女孩子的收容所。美國基督教圣公會在上海的第一所女校文紀女校開辦于1851年，起初只有8個學生，都是揭不開鍋的窮苦人家，抱著“給家里省口飯，也讓孩子能活下去”的心態送去。女校的課程針對這些女孩設置，也都是一些生存技能。1855年10月4日，女傳教士鐘凱琳（Catherine Jones）寫給紐約傳教會總部的信中，記錄了女校的日常教學活動內容，其中課程包括使用上海方言閱讀四福音書、使用上海方言上閱讀和書寫課、針線課、繡花課等。教會學校的例行禱告，竟然也是來自美國的女傳教士遷就學生使用方言教授。

經歷了半個世紀的積淀，到19世紀末，教會女校積累了一定口碑，當地人都知道教會愿意收留女孩，也開始愿意把女孩交給教會撫養。中國男教士也贊同這一做法，女校學生畢業后，可以由教會做媒，嫁給男教士組成基督徒家庭，成為教會信徒來源—圣瑪麗亞女校學生與毗鄰的圣約翰大學男學生就多有結親。1888年，圣瑪麗亞女校校長黃素娥—一個本地女傳教士嫁給了從美國來華傳教的圣約翰大學教師卜舫濟，二人穿著中國傳統服裝拍攝結婚照。英俊的卜舫濟對黃素娥敬愛有加，“她幫助我了解中國人民最好的品質和特性，對此我無以為報。”這也可以說是年輕教士對中國剛起步的女子教育的極高評價。

興盛：中西結合的教育

女校發展也影響著中國社會，女子該享有教育權開始被民眾甚至政府接受，并以法規確定下來。1907年，清政府學部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范學堂章程》。1912年1月，民國臨時政府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明確宣布女子同男子享有同樣的受教育權利。

在梁啟超、經元善等人的倡議和籌辦下，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國人自辦的女子學校上海女學堂（又稱經正女學）于1898年成立。其后，務本女塾、愛國女學、城東女學社、宗孟女學堂等華人女校紛紛創辦。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華人私立女校，呈現華人女校與教會女校并駕齊驅、共同發展之勢。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女子教育理念的普及，中國一些上流階層家庭開始主動把女兒送入女校接受教育。進入女校學習是一種身份的彰顯，而且女孩子在女校“鍍金”以后身份也大不同，能娶到女校學生在社會上也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這種驕傲并不是一種虛榮，民國時期一些至今閃亮的名字出自女校。

著名建筑家、作家林徽因12歲時就讀于英國教會辦的北京培華女中，1920年，她16歲時隨父親游歷歐洲，為父親做翻譯，英語流暢，舉止大方，一舉成名。此后她參與新月社，不乏精彩詩作，又隨梁思成赴美攻讀建筑學，回國后入營造學社，與梁思成考察古建筑著述頗豐，建國后參與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徽設計。

宋靄齡、宋美齡、宋慶齡三姐妹出自上海中西女中。宋靄齡留美畢業后回國，經父親推薦任孫中山的秘書，精通五種語言，同孫中山到全國各地勘察，參與制訂營建20萬里鐵路的計劃。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熱心政治，對中美關系產生深遠影響。宋慶齡踐行孫中山三民主義道路，為國共兩黨合作搭橋鋪路，起到重要作用。

著名作家張愛玲曾就讀于圣瑪麗亞女校，在校期間，她開始寫作并在學校刊物《鳳藻》上發表過四篇文章：小說《不幸的她》，散文《遲暮》、《秋雨》，議論文《論卡通畫之前途》，這是她文學生涯的起步。后來她的小說《同學少年都不賤》寫了一個教會女中的故事，其中寫到東三省淪陷，學校組織救國會的情景，與她在圣瑪麗亞女中時加入“國光會”的情形也頗為相似。離開學校后張愛玲考上倫敦大學，但因戰火轉入香港大學。1942年她回到上海，1943年寫出《沉香屑·第一爐香》等一系列享譽文壇的精彩小說。

此外，根據圣瑪麗亞女校校史記載，京劇藝術家李世濟、新中國生殖醫學奠基人葛秦生、旅美數學家韋澄芬等人均是該校校友，跨度從文到理，從藝術到醫學，各領域均有建樹。

區別：對女子的差別教育

如果依舊采用舊時方式，教學生用上海話讀圣經顯然不能取得這樣的效果，那么女校在貴族化之后，有了哪些改變呢？

英語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教會女校多數教英文。當時上海齊名的兩所女校中西女中及圣瑪麗亞女校皆用中英文并重的雙語教學方式。當時圣瑪麗亞女校分中文部和英文部，所學課程側重略有不同，但即使是中文部學生學英文也蔚然成風，以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為榮。校刊《鳳藻》登載畢業學生給母校的信，多位燕京大學學生囑咐后輩學妹“社會上對中文要求頗高，萬不可偏廢中文”，學校風氣可見一斑。1920年，英文部學生公演莎士比亞戲劇為母校新校舍籌建捐款，售出一千多張戲票，盛況空前。

除英文外，其他課程的內容也大大豐富，國文、歷史、地理、哲學、工技、數學、法律、會計、醫藥等都成為可選擇的課程，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實際情況自由選擇。

圣瑪麗亞女校與現在高校教育最大的不同，是保留并增加了很多女性差別化教育的課程。除起初教授的女工刺繡外，更多陶冶情操，增加女性素養的課程也被加入進來。音樂方面，學校有專門的琴房，后來還設立琴科作為一個畢業方向，拿到畢業證書可以做鋼琴老師。學校每周都舉行音樂會，學生可以邀請親友參加—這在現在的許多藝術院校都難以做到。體育方面，圣瑪麗亞女校禁止女學生纏足，一旦發現也要求立刻放開，如不執行，做退學處理。學校每周有必修體育課，校內還有體育社團，鼓勵學生運動。從崇尚力量的籃球到優雅的高爾夫球，都有涉及。圣瑪麗亞女校有一段時間借用圣約翰大學操場，當女學生們打球時，圣約翰的男學生經常在旁加油助威，相處頗為愉快。

學校嚴格的校規禮儀培養了女學生們的風度儀態。宿舍監察嚴格，要求整齊干凈，按時起居。每逢禮拜日，學生統一穿旗袍皮鞋到教堂做禮拜，引眾人圍觀。即使在學校因戰亂搬入大陸商場，校舍逼仄條件艱苦，從當時照片看，女學生們依舊燙著精致的鬈發，穿旗袍大衣，未露任何松懈疲憊之態。

學校甚至還為學生設置了必修的家政課程，因為校長擔心女學生們重視功課，回家不肯做家務，干脆把這也列為考核內容，“凡高級四年，每學期均有烹飪二時期與中級及初二有縫紉二時，亦女子應具之常識也。”

尾聲：是否還需要女校

1952年6月，國家決定取消教會學校和私立中學，圣瑪麗亞女校與中西女中合并為上海市第三女中，兩所教會女校畫上句號，這也是中國眾多教會女中的命運縮影。

在兩所學校合并后的一張合影上，學生統一的白衣黑褲、齊耳短發，“看上去和工人子弟并無區別”。

新中國的成立與圣瑪麗亞女校及其他女子教會學校的消逝代表著盡可能保證男女徹底平等的時代。政府推進了一系列婦女變革措施，包括取消包辦婚姻、關閉妓院、改造妓女、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工作、全面實行男女同工同酬等。然而，徹底解脫桎梏、“能頂半邊天”的婦女卻面臨另一個問題，就是女性身份的失落。在男女平等的背景下，在女性應該和男性一樣的自我要求下，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的群體再度悄然地失落于歷史視域之外”。

女性意識、對女性的“差別對待”是否也是婦女權利的一部分？在重拾女性性別意識的今天，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是消失的圣瑪麗亞女校的遺憾，也是現在市三女中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