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京派、海派之稱，最早出現于幾十年前的舊中國文壇。海派一詞是當時北京一些進步作家的發明，用以批判上海的某些文人及文風。“京派”是相對“海派”而言的。再往后，京派和海派便分別象征著兩種對立的文化了。京派是傳統的正宗；海派是對傳統的標新，是中西結合的產物。

京派文化與海派文化不再以地域為界，即并非只有北京的才叫京派，也不是凡上海的就是海派。京派與海派代表著藝術、文化上的兩種風格。海派風格以吸收西藝為特點，標新且靈活多樣，商業氣息濃厚；京派風格則帶有官派作風，顯得矜持凝練。海派風格反映在服飾領域內稱其為“海派服裝”。雖然“京派服裝”的提法并不常見，但這種服裝風格相對于“海派”肯定是存在的。旗袍的京派與海派就各有其鮮明的個勝。

海派文化完成于本世紀30年代，海派服飾也在30年代達到輝煌燦爛的頂峰。而海派旗袍則在３０年代的海派服飾中一統天下。只要提起30年代，人們無疑會聯想起旗袍美女的綽約風姿來。

如果沒有近代上海的開埠，沒有“中體西用”、“西學東漸”，就不存在旗袍的西化，當然也無所謂“海派旗袍”了。海派旗袍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對傳統樣式與西式服裝的兼收并蓄，當時不僅把西式外套、大衣、絨線衫穿在旗袍外，更采用洋裝中的翻領、“Ｖ”形領、荷葉領，袖型則有荷葉袖、開衩袖等。到后來還出現了改良旗袍，結構更趨西化，一反傳統地有了胸省、腰省和裝袖、肩縫，甚至加入墊肩以追求完美的身材。舊式的大襟和繁瑣的裝飾則逐漸消失了。旗袍面料由于紡織品的大量進口而極為豐富，從各類綢緞到棉布、呢類、紗羅，應有盡有。某一段時間旗袍流行“透、露、瘦”，于是就采用鏤空織物和半透明的化纖或絲綢。其次，旗袍廓形修長緊身，尤其適應南方婦女消瘦苗條的身材特征。正因如此，旗袍才始終扮演著流行的主角，風靡于上海灘的街頭巷尾。

20、30年代的海派旗袍，是一種既穩定又變幻無常的時裝。擺線高低來回更迭，稍不留神便會落伍，這種時髦確實是需要“追趕”才能及的。時尚是商業的催化劑，作為商業化大都會的產物，海派旗袍不僅順應社會心理，更切合商業利益，由于開埠之初與西方交流日益頻繁，上海深受歐美流行的影響。時裝業發展迅猛。30年代上海已成為一切時髦之物的中心，稱之為“全國時裝中心”也不為過，更有所謂“東方巴黎”之美譽。海派裝束尤其是海派旗袍成了各地摹仿的典范。

相對于海派的創新，京派就顯得守舊一些。旗袍的京派自是指區別于海派，不為流行所動的傳統式樣。

也許海派文化可稱之為海洋文化，那么京派文化則可稱之為內陸文化。一方面北京的地理位置當時并不有利于西洋文明的引人；另一方面，舊京的官僚軍閥又阻礙它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包容。京派旗袍的特點不是中西合壁的艷麗，而是本位本土的拙樸。民初的京城女性以上流社會為源頭，中等階層妝飾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但缺乏整體更新的內在動力。上流社會以舊清遺留下來的大家望族和軍閥政客為主，多沿襲舊制而著旗袍。旗袍款型類似過去，通常平直寬肥，有大襟。面料以傳統的綢緞為主，偏厚重。平民的旗袍多采用棉布，可單可夾。印花面料比海派要少，花色也未受到西方的影響。相反，旗袍的裝飾卻比海派來得豐富。海派旗袍由于特別顯示女性身段，因而服裝在于表現人而非衣服本身；京派旗袍衣身的寬大使得人體退居第二位，所以在裝飾上就不得不考究起來，服裝以繁復的刺繡紋樣或織紋為美，充分展示旗袍自身的魅力。

京派旗袍不如海派旗袍那樣具有流行感。20、30年代，北京女性除了穿長裙就是穿旗袍，式樣并不豐富，不似海派服裝常翻常新。上海的新款至少四五個月后才會出現在北京，其中特別洋化和大膽的則不會被接受。盡管如此，北京女性的旗袍還是日漸受到海派旗袍的影響，擺線隨之抬高和降低，不過時間上滯后一些罷了。

京派和海派實際上是各有千秋的。京派如大家閨秀，海派如摩登女郎；京派是古典，海派就是浪漫。但隨著歷史變遷，具有現代特點的海派逐漸成為主流。海派旗袍的廓形一直流傳至今沒有什么改變。中國婦女的傳統形象也與之緊密相聯，難以割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