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中國這幾年的快速發展,研究當代的中國歷史的脈承關系已迫在眉睫。文革宣傳畫作為毛時代的美術史,國內國外大學和研究機構出版社都有些研究文章發表。同時也有相關的書籍出版關于不同時代的和風格的早期上海月份牌畫。但是筆者至今還沒有看到一篇文章,報道兩者之間的微妙關系和一些搓綜復雜歷史淵源。
可能只有中國革命宣傳畫家的歷史是那樣的復雜,用現在的眼光看,真是豐富多彩,有滋有味。可在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人的家庭出身注定了命運好壞。革命干部老紅軍,不管識字多少的大老粗,老子英雄兒好漢,江山穩坐。或者三代以上貧苦農,黨委,書記,村干部,論資排輩,輪流坐。至于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壞,右”具有再大的天才,也只能作為“牛鬼蛇神”被改造的對象,加以利用。上海月份牌畫家們正是趕上了這千載難逢的“因緣”。套用俗話:一朝天子一朝臣,樹倒猢猻散。不散的猢猻,也只能乖乖的爬上新的樹上,尋找庇護。一部分月份牌畫家們正是趕上了1949年新中國的新主人。
大家知道20,30年代的大上海不僅是“東方的巴黎”,也是西方商賈貿易人和冒險家的樂園。商品貿易的繁榮,無可非議的帶來西方商品促銷的新方法。‘商品招貼畫’這新玩意,.國人喜愛稱‘月份牌畫’,或者‘美人洋片’。因為這種美女加商品的廣告畫,大多數配有年歷月份表。是精明的商家促銷商品的好方法。當時英美的煙草公司,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六神丸,潘高壽等知名中藥店,火柴(洋火),洋布,化妝用品,五金,電筒,電池等“洋”商品,為了打開市場,推銷產品,美人月份牌真是再好不過的方法。現在在大部分中國人眼里,上海‘小癟三’是精明的代名詞,可上海人也毫不謙虛的自夸,中國的半壁的經濟江山是‘我們創造的’。平心而論,在大半個世紀前,最早領悟西方的消費心理學的人,并用于實戰取得成果的人——是上海月份牌畫家們。
照片式輕柔的擦抹加上柔美透明的水彩的暈染,利用了當時大上海流行的各種東方形的美女明星作為模特兒,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玉般的大腿和手臂隱藏在旗袍這中,亭臺樓閣,小橋流水,洋房花園,舞池霓虹,代表著當時大上海的時髦生活品味。不管貴賤貧富,學問深淺,誰又能拒絕誘惑?不賣這些雅俗共賞的月份牌畫?早期的周慕橋,徐詠青,鄭曼陀是月份牌畫的開拓者,而后的謝之光,遲杭英,金梅生,金雪塵,李慕白,張碧悟等可把月份牌畫帶到黃金時期。正當他們春風得意,躊躇滿志之時,迎來了1949年。新的完全陌生的政治題材,放在這些帶有‘資本主義’商品品味的畫家們面前。可是政治宣傳畫是以表達政治內容,傳達革命任務為首要。新政府要求舊時代的藝術家們擺脫資產階級品味和情調,拿起畫筆,面向廣大的勞動人民,反映創造一個新中國的積極熱情。1951年9月19日,文化部發出《關于加強上海私營出版業的領導,消除舊年畫及月份牌畫片中的毒害內容指示》:“要畫革命畫,先做革命人”批判的浪潮總是讓他們不知所措。1956年4月《美術》雜志“看新舊年畫”一文指出:“在國民黨統治的年代里,上海年畫(指月份牌畫)逐漸為那些色調濃艷,俗不可奈的半裸體美人畫所代替,這都是一些不關心藝術的私商所印制的---被賣辦資產階級商業模式所影響制造出來,稍路特別好的自然主義的‘巧克力糖’式的人物。這種傾向一直流行到解放后,這樣的藝術在我們健康的傳統年畫中取得了不小的位置---”到了文革時期,上海月份牌畫家更是慘遭打擊,說他們的宣傳畫是:“‘甜,嫩,嗲,柔’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情調,‘封,資,修’思想,表現勞動人民的健康,用了太多的赭色,弄的很臟”。可是題材內容上的遲鈍,并不能抹煞他們表現技法的天資。如圖1,至圖12,這些50,60年代創作的宣傳畫,都是這些月份牌‘大家’們在‘新時代’的作品,方法和繪畫技巧還是月份牌式的技巧,畫中姑娘性感依舊,只是絲綢旗袍高根鞋換成了粗布襯衫農家鞋;濃妝粉黛的‘明星臉’變成了散發勞動人民氣質的‘蘋果臉’;手中的香煙,葡萄酒變成了鋤頭鐮刀;背景中的洋房花園,小橋流水,變成了工廠,農田,拖拉機;女人的曲線依舊是那樣具有誘惑力。在那禁欲的年代,全國上下民眾不分男女,大部分都是清一色的灰藍色,解放綠。象這樣的‘名正言順’的美人像,算不上一級讓人心跳的黃色畫,也可是人見人愛,雅俗共賞的宣傳畫。我們可以從當時的發行數量和再版量以及所付給畫家的稿酬來看,月份牌畫家們所創作的宣傳畫,在民眾的心目中是如此的受歡迎。1958年《美術》第4期張曼如的一篇文章‘一朵無名的花’描寫到“---月份牌這朵畫在年畫中,何以這樣普遍,這樣興盛呢?據我體會有以下幾種因素:1,色彩鮮艷;2,筆法細膩;3,人物美麗;4,適于觀賞(無論遠觀近視,都是美麗的),非它畫所能及也,它的特點是追求形式的完美,好似鮮花一樣的美麗---這朵無名的花朵確實為廣大人民所喜愛,普遍暢銷---”表現在稿酬標準也比一般藝術家高出100-200元人民幣。當時嫉妒抱怨的聲音說:“反映工農兵現實生活的,最高不超過300元一幅,而月份牌畫家們最低標準是400元,一般都在500元以上,稿酬和再版稿費加起來,甚至超過反映現實題材的數倍”。批判的浪潮始終讓他們抬不起頭來,座談會,批判會不停的洗腦,始終讓他們記得,共產黨才是他們的主人。“---大家很明白,這朵花今天已經不是野花,看管這顆花的園丁,不是別的,正是黨,使它得到充分的營養,陽光,正真成了勞動人民的花朵---”1958年《美術..》第6期。
筆者認為中國革命宣傳畫史,如同共產黨的歷史。自從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第一所藝術院校‘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開始,就伴隨著‘斗爭中成長’的過程,總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權力斗爭過程。像金梅生,金雪塵,李慕白,張碧梧等,這些跨越在兩種截然不同時代的‘藝術工作者們’可算是為中國當代大眾美學,默默奉獻的‘悲劇式英雄’。這批人,是值得我們尊敬,研究和體味的。
——潘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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