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電影的默片時代，是阮玲玉的一顰一笑，使女性獨立和民族覺醒這兩大主題首次闖入國人的視野。這兩股思潮最終匯聚成強大的動力，開創了中國電影的新傳統。在十年的演藝生涯中，阮玲玉以清雅脫俗的外表和入木三分的演技，與卜萬蒼、孫瑜、田漢、費穆、吳永剛等導演相互成就，一再迸發出電影史上的不朽經典。

唐人司空圖在《詩品.典雅》篇中寫道：“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人淡如菊“是詩的境界，又何嘗不是一種生命的境界？只是往往因時而異，為人所誤。纖柔善良如阮玲玉，只因所托非淑，以至走投無路。她飾演的角色激勵著一代代中國女性掙脫命運的桎梏，然而，她自身的人生悲劇卻無人拯救。所幸，這個傳奇而又傳統的女子雖然消失在1930年代的塵世中，卻盛放在中國電影的歷史上。在她身后，中國早期電影人櫛風沐雨，最終完成了那一代人關于復興的執著夢想。

【初綻】

接過《故都春夢》的劇本，阮玲玉忍不住蹙起眉頭——雖然題材不錯，但自己又要飾演驕橫艷麗的女子。雷同的角色與戲路，讓她頗為憂慮。

自1925年出道以來，四年間，阮玲玉已經主演了《掛名夫妻》、《血淚碑》、《楊小真》、《蔡狀元建造洛陽橋》、《白云塔》等眾多影片，它們將這個豆蔻年華的普通女孩磨礪出光輝，賦予她鮮花與掌聲，然而，她卻不知道，除了演繹這些千篇一律的角色和平淡無奇的情節，自己究竟還能走多遠。中國早期電影的粗糙狀態不僅讓阮玲玉忐忑不安，也無法讓中國的普通觀眾們滿意：四五十家大大小小的電影公司割據江湖，低成本制作的古裝片泛濫成災。激烈無序的競爭，不僅擾亂了正統電影的市場，也使只重美女不重演技、只求數量不求質量的粗劣風氣迅速蔓延。對于這一切，阮玲玉無所適從，更無可奈何，她所能做的，只是認真地塑造每一個角色而已。

攝影棚里的阮玲玉一如往常，很快進入了狀態。然而，導演孫瑜卻連連喊停。入行四年多，阮玲玉從沒遇到過這樣的狀況，一時不知所措。孫瑜神情嚴肅，將她拉到一邊耐心講解：程式化表演、揣摩角色、藝術形象……一堆陌生的詞匯涌入耳際，漸漸在她腦海中變成清晰的圖景。這是阮玲玉第一次聽說這些演戲的門道——即便是以前與名導演張石川合作，他也只是讓她“臉上要有虛偽的笑，心里要十分惡毒”而已。阮玲玉如醍醐灌頂，立刻心領神會，盡管角色雷同，但卻有許多與眾不同的感悟。她只知道，這部影片對新成立的聯華影業公司而言極其重要，然而，她卻無從知曉，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正悄然演進。

1930年，《故都春夢》公映，一時風靡上海，投資該片的聯華影業公司總經理羅明佑欣喜若狂。早在一年前，面對國內電影良莠不齊、武俠神怪片充斥市場的局面，羅明佑便率先提出“復興國片、改造國片”。在復興中國電影事業的漫漫征途中，《故都春夢》是他第一次破釜沉舟的試驗，也是第一次振奮人心的成功。高舉著“復興國片”的旗號，以家庭題材折射社會現實的《故都春夢》，恰如久旱以后的一場甘霖，清洗了盛行武俠神怪片的中國影壇，刮起一股電影新風，聯華公司順利躋身一流電影公司。這場復興，也將迷惘中的阮玲玉推上了命運的巔峰，不到一年時間，導演孫瑜見證了阮玲玉從本色演員到性格演員的蛻變，驚呼其演技“出神入化”。

阮玲玉的世界，自此豁然開朗。

【怒放】

阮玲玉演技的覺醒，與中國電影意識的復興是同步的。女性獨立和民族覺醒這兩大思潮，正成為新的時代主題。

1930年代初，抗戰形勢日益升溫，中國電影開始由武俠神怪時代向左翼電影運動時代轉變，左翼作家夏衍、阿英、鄭伯奇、田漢等人紛紛加盟電影公司。1932年田漢完成了代表作《三個摩登女性》，花瓶式的女性形象受到無情批判，那些自食其力、理智、勇敢、關心大眾利益的女性，被推崇為最摩登的時代女性。阮玲玉一改以往風流可人的戲路，主動請纓出演無私無畏的青年女工。她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使全社會開始更加關注女性命運。從“五四”時代即被倡導的女性解放，曾在時代的重壓下偃旗息鼓，卻借著阮玲玉的傾情演出，最終振聾發聵。

與此同時，另一場全新的變革也在躍躍欲試。中國電影人開始從虛構荒誕不經的武俠神怪世界，轉向質疑社會現實和人生宿命。1933年，阮玲玉主演了費穆的處女作《城市之夜》，以一個孤苦無依、被迫墮落的少女形象，刺穿了大都市的黑暗和貧富對立。左翼電影的領袖夏衍評價她為“（多么矛盾又是多么使人驚嘆的一幅都市之寫真畫）之中的明晰地浮動之一部分”，周彥則說：“這次在《城市之夜》里人家看的不是阮玲玉，而是那位生活壓迫下的女工了。”在當時美貌至上的中國影壇，這樣的評論是罕見的。次年，當寂寂無名的導演吳永剛為自己的處女作《神女》四處奔走時，阮玲玉爽快地打消了他的顧慮，看過劇本之后一口答應出演，并動情地刻畫了妓女和母親的雙重身份，詮釋了導演力圖呈現的人性的高度，阮玲玉因此被吳永剛盛贊為“感光最快的底片”。她的完美表現，使這部影片的成就直抵中國默片時代的頂點，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關注，成為時代新的主題。

哪怕是在暫赴香港躲避戰難時，阮玲玉牽掛的依然是她的同道們。在他們的齊心協力下，“復興國片”的口號深入人心，左翼電影的黃金時代已然君臨。

【菊殤】

在歌舞升平和硝煙戰火交相刻畫都市年輪的年代里，嘶嘶作響的攝影機，人頭攢動的電影院，前仆后繼地制造著傳奇，又見證著不幸。聚光燈下的女性，因美貌而崛起于男性世界，然而，如雪花般堆疊著的，除了聲名和財富，還有翻騰的漩渦和暗流——薄幸的男人，無良的媒體，淡漠而獵奇的社會……紅極一時的影星張織云、蝴蝶，都是阮玲玉的前車之鑒。張織云被富商唐季珊遺棄，染上煙癮，郁郁而終；蝴蝶起訴未婚夫林雪懷無故解約，被小報記者圍攻。阮玲玉也無可避免地被卷入命運的滾滾車轍。

1933年，阮玲玉第一次與新秀導演蔡楚生合作拍攝《新女性》。這部電影根據明星公司女明星兼才女作家艾霞的經歷改編，除了針砭時代的黑暗，更鋒利地批判了那些擅長污蔑造謠的小報記者們。次年2月的獻映禮上，不少記者被刺到痛處，憤然離席。不久，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作出決議，強迫蔡楚生刪節影片，聯華公司向記者公開致歉，女主角阮玲玉也因此得罪了小報記者們，為她之后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1934年末，阮玲玉的前男友張達民將阮玲玉告上法庭。他是個游手好閑，流連于賭場的無賴，阮玲玉與他分居后，他仍再三上門勒索。因《新女性》事件而與聯華公司積怨的那些小報記者們趁勢將余怒發泄到阮玲玉身上，授意張達民在兩級法院分別提出訴訟，他們則在輿論上極盡造謠之能，逞口舌之利，大肆對阮玲玉進行人身攻擊。新男友唐季珊早就不滿阮玲玉一直接濟前男友，一見官司擴大將有毀他的聲譽，在和阮玲玉幾次爭吵之后，索性撒手不管，整日尋歡作樂。

1935年3月8日，是女性歡慶解放與覺醒的節日：對阮玲玉而言，則意味著下一次開庭的時間。這位在銀幕上無往不利的新女性，在現實中卻四面楚歌，她不愿再去法庭出丑。

“過去的織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誰？”帶著莫大的悲哀與自嘲，3月7日夜，阮玲玉解下名貴的珠寶戴上父親生前留給自己的塑料耳環，平靜地吞下三瓶安眠藥。人生的膠片在25歲時戛然而止。

一切仿佛重新回到1925年的仲春，阮玲玉第一次走進攝影棚面試。在那之前，本命阮玉英的她，只是一個美麗而平凡的16歲少女。她本以為自己將要開始一段不一樣的人生，可是跌跌撞撞，路轉峰回，最終還是落入命運的窠臼。

3月11日，上海十萬民眾追隨者阮玲玉的靈車。“世界最偉大的哀禮”，《紐約時報》駐滬記者如是形容“中國的英格麗、褒曼”離開這個紛紛擾擾的塵世。阮玲玉遺書中再三慨嘆“人言可畏”，亦使病中的魯迅拍案而起，寫下《論“人言可畏”》一文。

所幸，那些沉積多年的夢想并未一同隕落。阮玲玉離世后，她的同道們櫛風沐雨，最終完成了那一代人關于復興的執著夢想。左翼電影運動最終匯成一股浪潮，摧枯拉朽，席卷中國。

《生活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