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我住在上海其美路(今四平路)大公報宿舍。那天，家里來了一位非同尋常的客人——與我分別了十幾年的親姐楊之華！陪同前來的還有時為新華社記者的楊剛。

    　姐妹倆久別重逢，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相擁而泣，久久說不出話來。半晌，姐姐擦干眼淚，感慨地對我說：“之英，光明的日子到來了，我們為之奮斗了這么多年，今天終于看到這一天了！”

    　我看著姐姐高高的個子，大而明亮的雙眼，真不敢相信，我們真的還能相見。憶及上次我倆的最后一次見面，還是在1935年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那時，在上海的姐姐經常轉移住所，以躲避國民黨的搜捕，一面四處奔波，想盡辦法營救在福建被捕的丈夫瞿秋白。那情景我親眼目睹，到這時已有整整14年了。從那以后，我和家人親友們時刻都在擔心她的安危。
 
    　上世紀30年代，姐姐楊之華與瞿秋白從相知相慕到相戀，最后成為志同道合的伴侶。其時，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姐姐則積極參加婦女運動，相繼擔任中共中央婦女部秘書、全國女工部部長等職務。上海、武漢和蘇聯莫斯科等地都留下了他倆工作的足跡。自1931年起，瞿秋白受王明路線的打擊，被排擠出中央政治局，姐姐之華也受牽連。他倆在魯迅和茅盾等人的幫助下，隱居上海。秋白一邊養病一邊從事革命文學創作，之華一邊操持家務照顧秋白，一邊在秋白的指導下學習寫作和翻譯。
 
    　1934年1月，秋白被迫離開上海去湘贛蘇區，之華姐仍留在上海。1935年2月下旬，突然傳來了秋白在福建長汀被捕的消息。這真如晴天霹靂，使姐姐受到了巨大的打擊。那天我見到姐姐時，她又疲憊又憔悴，悲痛地對我說：“秋白可能會犧牲，一定要想辦法救他！”姐姐寫了三封信讓我立即送出去。一封是給蔡元培，一封是給宋慶齡，另一封是給邵力子。主要是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我不敢耽誤，立即出發送信。寫給蔡元培的信，我交給了他大兒子蔡無忌，當時他是我的鄰居；給宋慶齡的信，在我到達宋府門前時，受到了警衛的阻攔，因而未能送到；給邵力子的信，則因邵力子時在南京，我只能電報告知。
 
    　邵力子是我的公公。我的第一次婚姻，丈夫是邵公的次子邵志剛。志剛是國際共產黨人，與瞿秋白、楊之華等共同工作過，可惜我倆的這段純真的愛情生活是那么的短暫，婚后不到一年，志剛就離開祖國去瑞士，不幸在瑞士遇難，留下了我們的兒子邵美成(這是他從未見過面的兒子)。邵公是位慈祥而開明的長輩，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不僅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和美成的生活，幾年后他還親自做媒，置辦婚禮，并充當證婚人，促成了我與吳元坎的結合，重建了一個美滿的家庭。他待我如同女兒，我如有難他常常施以援手。為瞿秋白事求助于邵公除了這一層原因外，更因為邵公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邵力子是中共和國民黨兩黨的元老，早年在共產黨組織的高層與瞿秋白有過工作接觸，當時他雖在國民黨政府任職，是蔣介石的幕僚，但在政治傾向上是主張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直很反感蔣的反共剿共政策。如有可能，他肯定是會出面救秋白的。可惜一切都無濟于事。事后得知，在國民黨高層會議討論瞿秋白問題時，時任國民政府“中研院”院長的蔡元培，竭力主張不殺，留下這個人才。但他阻止不了蔣介石殺瞿的決心。邵公對此也無能為力。他多次惋惜地對我說：蔣一定要殺他，一定要殺，沒辦法哪！1935年6月18日，年僅36歲的瞿秋白被秘密殺害。
 
    　我記得解放前最后一次見到之華姐，就是在秋白被捕后的那一段時間。那時地下黨組織經常遭破壞，姐姐處境危險，住自己家不安全，是我想法幾經轉移，將姐姐隱居到我的至親、復旦中學校長周仲丹家的亭子間里。開始時，遇有什么消息我就跑去那里向姐姐傳遞。有一次，之華姐分析了我傳遞的相關信息后，對我說：“情況不太好，你不要再到這里來了，有可能會引起敵人注意的。為謹慎起見，你也離開上海一段時間吧，免得發生危險。”聽了姐的話后，我便倉促離滬，去了外地。事后知道，姐姐在周仲丹家住了約兩個多月。1935年8月，經黨組織安排，她去了蘇聯。
 
    　誰知，這一別就是14年哪！開始的幾年里，姐姐杳無音訊。后來，才斷斷續續知道了些她的坎坷經歷。她先去蘇聯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留蘇工作，任國際紅色救濟會常務委員，兼任該組織的中國代表；后被王明隔離審查，1938年才平反。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中央要求在莫斯科的部分共產黨員回國參加抗日，之華姐帶著女兒瞿獨伊回國，不料，在途經新疆時被地方軍閥盛世才拘捕，母女倆被囚獄達四年多。直到抗戰勝利后，經中共中央營救，才獲釋回到延安。
 
    　記得姐姐從新疆出獄的消息是邵力子告訴我的。有一天他高興地說：“你姐姐被放出來了，你可放心了。你等著，有機會她會來看你的。”我翹首盼望著能早日見到姐姐。可是之華回到延安后，隨即投入了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全國解放前夕，邵力子為了國事，頻繁來往于南京、北京和上海。有一次遇見邵公，他輕聲對我說：“快了，快了，共產黨要勝利了，你耐心點，耐心點。”
 
    　全國解放后，楊之華任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全國婦聯常委，在北京工作。那一次，她是來上海開會，這才使我們姐妹團聚了。姐姐在我家呆的時間不長，匆匆而來，匆匆又去。感謝一位大公報的記者為我們這次聚會留下了珍貴的照片。一張是我們姐妹倆的合影，比我年長13歲的之華姐英姿颯爽，笑容滿面(見下圖)。另一張是集體照，有我和堂弟楊葆昌、陸綴文、之華姐，還有我的孩子邵美成及三個女兒。陸綴文是王一飛烈士的愛人，解放前地下黨組織機關常遭破壞，她經常來我家避難，我們是好朋友。
 
    　之華看我兒女成群，高興地說：“你要是在蘇聯就成光榮媽媽了。你到底是學過幼兒師范的，等孩子大些了，你可以出去辦幼兒園，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之后，她真的為我聯系去參觀工廠，帶我去參加在上海開的國際婦女會議，還帶去結識了當時負責女工部的湯桂芬同志。可惜我終因孩子多脫不開身而未能外出工作。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而我，已是98歲的老人了。姐姐楊之華因病于1973年10月20日去世。當時還是“文革”期間，對她的非正常的政治審查還沒結束。她盼來了為之不惜犧牲生命的新中國的誕生，可惜未能等到“文革”結束后的云開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