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民國的文人幸福，他們活在了一個自由又進步的年代。從來都是亂世里出才子，紛繁的社會環(huán)境造就了屬于他們一代人的奇跡，那些悠遠的歷史百年后依然讓后人無比羨慕并繼承下來。說來，不愁吃喝鄙視奢華的民國才子也有自己的苦惱事兒：比如一直糾結(jié)在情愛里徐志摩就是悲劇的代名詞，高調(diào)地與原配張幼儀離婚卻始終追不上陸小曼美麗的腳步空中化為灰燼；文采超眾生活里卻不得不愛一個叛逆的才子，張愛玲的故事也沒多少可稱贊的地方。想來，他們都算是好的了！

　　話說當年一代才女丁玲從北京南漂到上海，就遭遇了而今80后深刻體會的“蝸居”生活。別看那時候她與胡也頻同居寫幾篇稿子就能混飯吃，來到房租超過北京十倍的東方明珠也得擔心房租等這些零碎事兒。又不想自己的糗事暴露在讀者面前，又不愿與一堆無關緊要的人在一起住，大才子沈從文便成了她最適合的鄰居。沈從文夠大牌吧，但要給老婆交每一分稿費的他并不發(fā)達，男人的那點自尊早已用“懼內(nèi)”的形象展示給了世人。

　　總之，上海的房價就沒有低過，即便是在民國處于貴族階層的文人們也要俯首帖耳。愛從文字里找精神寄托的沈從文，更是用一則小說來激勵明天的心兒。話說民國時代有一對夫妻，男的中國政法大學畢業(yè)，在上海某機關做小職員；女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畢業(yè)，專職做家庭主婦。這女的本來也有工作——在學校教書，后來生小孩，把工作辭了。那時候還沒計劃生育，一對夫妻可以生很多小孩，她一胎接一胎地生，一連生了四個。孩子一多，家務更忙，她更加沒法上崗了，一家六口人，兩大人四個小孩，全指著男人的薪水過日子。

　　男人每天坐班寫公文，一個月能掙60塊大洋，按當時的實際購買力折成人民幣，至少也有三四千塊。三四千塊不算高，但總在貧困線以上，節(jié)省一點的話，一家人吃飯綽綽有余。那會的肉不是13塊，頂多1塊，也就是四千塊相當與四萬一個月了。但問題主要是住，他們住在上海繁華的市區(qū)，卻不是上海“土著”，用老上海最欠揍的話說，小兩口是從“鄉(xiāng)下”來的，在上海沒老宅，又買不起房，只能租著。生活的拮據(jù)，便開始了！

　　他們租的是一間公寓，那間公寓被二房東從中間隔了一張木板，一間變成了兩半間，南邊那半間住他們一家六口，北邊那半間住著一個小有名氣的自由撰稿人，實際上就是沈從文本人。還好那個年代的人都比較保守，“夜戰(zhàn)”也相對要低調(diào)，再說孩子太多也不是很方便。要是在我們的21世紀，恐怕也得像唐山大地震前在車里震震才有力氣晚上再工作。

　　六口人住半間公寓，過日子肯定不太方便。就拿大小便來說吧，房間里沒有洗手間，樓下也沒有公共廁所，這家人只能用一只廢油漆桶來解決問題。每天下午收垃圾的車一來，女主人就提著滿滿當當一大桶往樓下走，樓道里頓時臭氣四溢。像這樣簡陋的住所，二房東獅子大開口，每月居然要收13塊大洋的房租。男人月薪60塊，刨去吃飯，刨去給小孩買洋奶粉的錢，刨去水電費和其他日常開銷，再也剩不下什么錢了。所以這對夫妻結(jié)婚八年，一直沒有存款，一直沒買下房子。

　　當時的上海跟現(xiàn)在差不多，房價之高居全國首位。據(jù)陳存仁老先生在《民國時代生活史》里回憶，同樣一樓一底兩層小樓，在鎮(zhèn)江賣幾百塊大洋，在北京賣幾千塊大洋，而在上海南城，賣主報價兩萬五千，少一個子兒都不行。房價高，房租也貴，民國十四年丁玲跟胡也頻同居，跑到北京西郊租獨院，一個月不過幾塊大洋，兩人每月在報紙上發(fā)表三五篇小評論，掙的稿費就夠交房租了；后來搬到上海跟沈從文拼租一公寓，各人竟然要分攤20塊大洋的租金，另外每人還要繳10塊大洋的水電費，居住面積不到北京的十分之一，房租卻是北京的十倍！所以丁玲等人也叫苦。

　　既然上海房價這么高、房租這么貴，干嗎還在上海待著，回“鄉(xiāng)下”去不行嗎？這種問題美女楊瀾在兩會上也向那些守在大城市拼租小空間的“蟻族”朋友們提起過，可惜不頂用。倒不是“蟻族”們不聽勸，而是因為地區(qū)發(fā)展極不均衡，“鄉(xiāng)下”居住成本雖低，卻沒有上海那樣的高薪崗位、發(fā)展機會、基礎教育和治安環(huán)境。有多少人，和我們一起做著年輕的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