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特赦后只活了8年，就被腎癌奪去了生命，從時間看比50多年的前半生短了許多倍，而從生命的意義看，卻勝過前半生不知多少倍。在我們共同生活的5年半里，我們有甜蜜的戀愛，幸福的婚姻和在病痛中互相照顧的溫暖而體貼的生活。

真誠相愛

　　溥儀有一次與外賓談話時情不自禁地說：“1962年五一節，我和李淑賢建立了我們溫暖的家，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這確實是他的肺腑之言。

　　溥儀出生在中國第一封建家庭，3歲登基，至此失去家庭的溫暖，包括親生父母在內的任何人面見他時都必須磕頭請安，自稱“奴才”。然而他也是人，有血肉之軀，有七情六欲，追求家庭幸福和天倫之樂。他的這一和普通人一樣的愿望正是在他的生活中出現了我以后才實現的。

末代皇帝溥儀與李淑賢婚后在天安門前合影

　　溥儀當過皇帝，而我卻是個普通護士，然而我們真誠相愛，無論是溥儀所在的全國政協，還是我所在的醫院，人們都知道溥儀對我特別好。

　　說起來也不怕大家笑話，溥儀這個人好像離不開我似的。我每次上街，他有空就一定陪我，或把我送到公共汽車站，晚上下班，也常常會看到他已在車站上等著了。每逢輪到我值夜班，溥儀都會幾次電話打來，或直接找到醫院，無論如何總要到我所在的值班室待一會兒。有時拿件衣服、送把傘或買點兒吃的東西送來，往往要到趕末班車的時候才肯回家去。

　　我每次上街或外出購物，如果飯時未歸，溥儀沒有一次拿起筷子先吃，無論怎樣晚也一直等我。政協發的影劇票，我常因身體不適而不能去觀看。我不去，溥儀也不去。當我知道正是他非常喜歡的京劇時，動員他自己去看，他卻說：“把你自己留在家里，我的心不踏實。”

　　溥儀對我的疼愛之情，在兩個單位的同事之間是眾所周知的，比如我們一起出席宴會，他見我很少伸筷，便會不顧眾目睽睽往我的小碟里夾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跟他商量想買輛自行車，上班或購物都方便些，溥儀堅決反對，他說騎車不安全，果真買了車，他連覺也不用睡了，得急瘋了。

　　我所在的關廂醫院位于朝陽區，而我和溥儀一直住在西城區。每逢天氣下雨或下雪，溥儀都不顧道遠路滑難行，從西城到東城接我。1963年夏天，一場暴雨下來，大街小巷積水竟有幾尺深，汽車都無法通行。那天我是卷起褲腿、光著腳上班的，溥儀很不放心，到了下班時間便拿了傘匆匆趕到醫院，可是我已經從另一條道回了家，路上還聽人們議論：“有人趟水掉進了陰溝，溝口上還橫著一把傘呢!”我心里就犯嘀咕：“可別是溥儀呀!”等我慌慌張張地推開家門，溥儀果然不在，我又轉身沖進大雨之中。終于在一條馬路上遠遠地看到了溥儀，只見他像一個剛從水里撈出來的人，正高興地沖著我喊：“千萬注意下水道口——沒有蓋!”原來他去醫院沒接到我，很著急，以為我一定是被雨截在什么地方了。往回走的路上，忽然發現一處沒有蓋的下水道口已被雨水漫過，從表面上完全看不清楚。他知道這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經之地，怕我走到這里不注意而滑下去，于是，寧可張著傘守在旁邊。關于這件事，溥儀在1963年8月14日的日記中有8個字的簡略記載：“晚，雨。接賢，賢已到家。”

　　我常常感冒，每次溥儀都當成一件大事，在日記上逐日記載病情的發展，護理我更是耐心周到。有一次我夜間發燒，他一宿起來五六次，摸摸我的前額，為我準備好退燒藥品和開水。

　　對于愛情來說，病中是一個考驗，我卻因此而感受到溥儀的一片深情。

“凡人俗事”

　　我們戀愛的時候，溥儀每次見面總是穿一套筆挺的制服，分頭也抹了發蠟，亮光光的，給我的印象似乎他很注意修飾、打扮。其實，這不過是遵照五妹夫老萬的叮囑，在搞對象的時候“裝裝相”而已。

　　我和溥儀結婚后才發現，原來他這個人并不講究穿衣戴帽，從不張羅添新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他總把發給自己的布票全部交還國家。婚后他仍是阻攔我給他買衣服，總說：“小妹啊，還是少給我買衣服，夠穿就行了。”平時，溥儀連皮鞋也不穿，有一雙隨腳的布鞋他就滿足了。

　　有人以為溥儀在宮中時，吃飯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樣菜，當了公民以后也總比別人要講究些吧?其實不然，他很隨便，也很儉樸。結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儀和我都在本單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東觀音寺以后，才逐漸添置一些鍋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動手在家里做。

　　兩人吃飯往往總要剩一點兒，溥儀不許扔掉，下頓總是搶著吃剩飯，還不讓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他說，糧食是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一粒粒麥子積起來，實在不容易。

　　溥儀喜歡吃西餐，我們有時到莫斯科餐廳或東安市場內的和平餐廳吃一、兩次西餐。每次他都征得我同意后才去。去了也不浪費，兩人吃一頓飯不過花三四元錢而已。

　　至于住的地方，溥儀一點兒也不挑剔，我們婚后就在溥儀的獨身宿舍內臨時安家，有一間臥室，一間客廳。有一次，我和溥儀一起到政協秘書處連以農處長家閑坐，連處長說：“你結婚了，現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習慣吧?”溥儀說：“我覺得還很不錯嘛!”他講，宮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狹小；現在的房子雖小，卻天地廣闊，因為是兩個世界呀!

　　1963年6月我們搬進西城區東觀音寺新居。這里是洋式平房，我們住著兩間臥房、兩間客廳、一間飯廳和一間衛生間，此外還有廚房、庫房、傭人房和寬敞的走廊。院落里，長著松樹、柏樹、梨樹、海棠樹以及榕花樹等等，盛夏之季繁茂無比。我們就在這清靜、幽雅的環境里一直住到溥儀去世。

社會交往

　　特赦后的溥儀生活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社會里，接觸方方面面的人，人們怎樣看待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樣對待別人呢？

　　溥儀有了許多的“同事”，對他來說，這也是一件新鮮事。

　　在植物園的一年里，溥儀和俞德浚、田裕民、胡維魯等領導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植物園主任俞德浚20世紀40年代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專攻植物學，是園藝界知名專家。溥儀得到他親手贈送的學術專著《植物園手冊》以后，認真研讀，寫筆記，采標本，真擺出了要鉆進去的架式。植物園黨總支書記田裕民早年當過紅軍，負過傷，立過功。他常把溥儀帶到自己家里，讓他從家庭藏書中挑選喜歡讀的借回宿舍去看，有時還會拿出新購藏的清代文物與溥儀一同鑒賞，兩人成了知心朋友。胡維魯是20年代入伍的老紅軍，新中國成立后任公安部隊大校，他和溥儀在一個院子里居住，早晨起床后一起練太極拳，周末又同乘植物園的車回城度假，兩人友情甚篤。

　　在植物園職工中間，溥儀也交了許多朋友。劉寶安和劉寶善是與溥儀住在一間宿舍里的年輕人，正是他們幫助當時還不大會生活的溥儀逐漸適應了新社會的要求。溥儀犯了痔瘡或是得了感冒，他們悉心照料，端水取飯，無微不至。溥儀同樣關心兩位年輕人，比如天氣突變的時候，他會想到把劉寶安和劉寶善晾曬在室外的被褥收進來。在植物園他們共同勞動、朝夕相處，真有點兒難舍難分。離別之前，劉寶安把自己的一張六寸彩色照片留贈溥儀，照片背面還寫著幾句話：“敬贈溥儀先生：相處雖短，情意深長。離別前夕，留此永念。您的年輕的朋友：劉寶安。1961年3月6日。”

　　前半生里的溥儀生活極不正常，每天從早晨6點到晚上12點，他隨時都有可能用皇帝專用術語“傳膳”下令開飯，害得服侍他的人叫苦連天。如今不同了，溥儀關心著他身邊的勞動者。

　　政協老工友趙華堂，在溥儀獨身生活期間對他有不少照顧，兩人之間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溥儀常帶我去看望趙大爺、趙大媽，趙大爺病了，他就帶著點心一次次地去探病，安慰二位老人。

　　我們先后雇傭過幾位保姆，溥儀待她們都非常好，誰家有困難盡力幫忙，改善生活的時候，溥儀總不忘記把已經離開我家的保姆再請回來聚一聚。一位姓杜的保姆，常為女兒繳學費犯愁，溥儀每次都替她繳上。還有一位曾在我家當過保姆的老太太，一次不慎跌倒，膝蓋碰出了血，溥儀和我輪流去看護她，并送去錢和糧票。溥儀每次去就像在自己家里，往炕沿上一坐問冷問熱。

　　由于溥儀的特殊身分，常有素不相識的路人認出了他或希望與他交往。對此，凡屬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禮相待。

　　有一次，溥儀在汽車上認識了一個人，兩人交談十分投機，并互相留了地址。后來，他上街偶然路過那人的家，就進屋坐了一會兒。回來后和我講，那位同志很鉆研，養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學實驗。溥儀還對我說：“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許多長處，是我學也很難學到手的，確實是勞動者最聰明。”
接待外賓

　　許多國際友人來到中國，都想看看末代皇帝現在是什么樣子，完全不相信當年威風凜凜的皇帝能夠變成今天普普通通的公民。

　　來見溥儀的外國客人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就是溥儀婚后的家庭生活。有一次來了位英國記者，話題也很快就集中在我們這個家庭上面。

　　“我很想知道您夫人的父親是怎樣的人?能談談他的身世和職業嗎?”英國記者問道。

　　“他是一位銀行職員。”溥儀回答說。

　　英國記者露出十分驚奇的神情：“一位當過皇帝的人娶普通職員的女兒做妻子，這在我國是不可思議的!”

　　“我現在只是一個公民。”溥儀認為這根本不值得驚奇。

　　“您的夫人也每天上班嗎?”

　　“是的，她在醫院工作，是個普通護士。”

　　“這太有意思了!我認為，現在您才過著真正的生活。”溥儀認為英國記者的這個評價是很有代表性的。

　　1963年5月22日，日本自民黨北海道議會議員阿部文男在北京見到溥儀時，同樣的問題又從另一個角度被提了出來。

　　阿部：您過去身為皇帝，在生活上總有許多人伺候。今天不一樣了，您感到不方便嗎?

　　溥儀：我的感覺完全相反。我自幼養尊處優，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這使我不幸地失去了一般人都具備的生活自理能力，就好像溫室里長大的鮮花，經不起風風雨雨，加之生活無規律，造成身體虛弱多病，因此說，正是那種許多人伺候的生活害了我。

　　溥儀還說，他過去當皇帝都是受制于人，并不自在，雖是北京生人，卻連北京什么模樣也不知道。在后半生的公民生活里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有了真正的幸福。

　　溥儀的工作和生活，以一種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影響，許多客人被他的談話所感動。一位日本朋友回國后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人間奇跡》，敘述了訪問溥儀的經過和自己的感受。一位法國記者聽了溥儀談話后對他說：“你現在是真正獲得了自己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