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當新世紀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時候，慈禧(1835-1908)太后正帶領一幫蓬頭垢面的王公貴族，失魂落魄地逃往西安。而在遙遠的英國倫敦白金漢宮，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兒孫繞膝，正幸福地頤養天年。這兩位當時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在踏進新世紀的門檻時卻遭逢兩種不同的命運。那么慈禧太后到底哪點不如維多利亞女王，才導致中英兩國殊途異歸？

是兩人的學識才干高低不同所致嗎？

　　維多利亞從5歲開始啟蒙學習，11歲時便能用英語、法語、德語與人交流對話，良好的教育使她博學多才，上臺后顯示出強大的能力。在她的統治下，英國從一個普通的歐洲國家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她也成為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今天，世界上許多河流、湖泊、沙漠、瀑布、城市、街道都以維多利亞命名。她被英國人由衷地尊敬和懷念，連她的名字也成為繁榮富足的象征，樹立起不朽的時代豐碑。

　　人們也許會認為，是因為維多利亞接受了全面的開放式的西方教育，才具備如此優秀出眾的統治才干。而慈禧太后貧乏的學識和狹窄的視野注定了她只能奉命危難，苦撐危局，因循守舊，一事無成。

慈禧太后

　　可事實卻是，慈禧太后的才干并不在維多利亞之下。

　　作為一個女人，慈禧能在勾心斗角，殺機四伏的皇宮里憑借自己的技巧終達權力巔峰；讓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也不得不拜倒在她腳下，如果沒有過人的本領，無異于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慈禧向來認為女人應該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應該讀書識字。她具備一項后宮嬪妃無人能比的能力———讀寫漢文，這在當時的滿族婦女中是極其罕見的。她十分喜愛《詩經》，一有閑暇，還主動給身邊的宮女們講解國學，傳授西洋知識。慈禧還擅長繪花鳥畫，很有天分。慈禧的學習領悟能力十分驚人。咸豐帝逃避現實，寄情聲色，對于國事窮于應付。由于慈禧能讀寫漢文，有些奏章他就讓慈禧代閱。“時時披覽各省章奏，通曉大事”。慈禧以其罕有的機敏與聰慧，很快就對朝政運作、君臣分際，了然于胸。這為她以后的執政打下了堅實基礎。

　　平心而論，在強大觀念和制度的籠罩之下，被剝奪了早期教育權的葉赫那拉·蘭兒，在政治演出中表現的才干和能力，是很出人意料的。她比大部分男人還剛強果斷、機智精明。在丈夫死后，她以閃電般的手段發動宮廷政變，奪取最高權力，但她只殺了為首的三個大臣，對其他人都輕輕放過，并且當眾焚毀了從三大臣家搜出來的政治信件，從而穩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這在古今中外的政變流血事件中都不多見。

　　在平定太平軍和其他亂事后，慈禧將該收回的軍權堅決收回，該放權的時候又絕對信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處理得很好；而在內亂后的重建中，慈禧與奕欣乃至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人督撫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現一段難得的“同光中興”也不是完全偶然。

　　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慈禧也并不是完全甘心任人宰割的。比如，法國侵略越南進而窺視云南，慈禧暗助黑旗軍抗法，對法宣戰，最后只承認法國保護越南而不肯割地賠款；英俄企圖通過阿古柏軍的入侵而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慈禧堅決反對，正是她作出收復新疆的決策，才能讓左宗棠全力以赴、心無旁騖地實現作戰韜略。

是慈禧過分貪戀權力，導致貽誤國家？

　　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向同一時期的維多利亞女王的所作所為，就會明白政治人物權欲的多寡，并不能成為執政優劣的試金石。

　　維多利亞其實是一個復雜的人物。她有時溫柔善良，有時又強硬冷酷；她有時順應時代潮流，有時卻又頑固地與之對抗；她對內盡量保持慈善大度，對外卻貪得無厭支持殖民擴張……特別是一有機會，她便毫不猶豫地企圖擴大自己的王權，加強專制統治，這時她便會把自由、民主、和諧這些名詞拋到一邊，暴露出固執、任性、自私的一面。

　　國際政治斗爭的骯臟齷齪，使我們根本無法把陰謀、收買、強權這些手段和形容女王的“美麗、溫柔、高貴”等美好的字眼聯系起來。即便是在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彌留之際，她還拖著病軀，用手勢及書寫的方式詢問在南非進行殖民戰爭的侵略者們的一切細節……

　　權力欲極強的維多利亞，開始時是不甘只做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她力圖使自己的意志左右國家的決策，曾兩度與內閣發生激烈沖突，還破例使用國王權力罷免了外交大臣帕默斯頓的職務。但是，正因為英國具備悠久深厚的憲政傳統，才使法制的傳統堅實而不動搖。

　　1872年，一名年僅17歲的青年阿瑟·奧康納突然開槍刺殺剛要跨上馬車的維多利亞女王，被現場抓獲。在審理這起未遂刺殺案時，法官裁定這名兇手精神失常，只判他一年監禁。維多利亞女王大為光火，竭力要求將這名危險分子流放國外，以免他日后再出來干傻事。法官彬彬有禮地解釋說，對不起，女王殿下，我不能這樣做，因為奧康納罪不當此，大英帝國的法律原則不允許我濫施刑罰。

維多利亞女王

　　最終，維多利亞女王屈服了。

　　之后，維多利亞女王在自己的統治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終于對時代精神與社會潮流有了深刻的理解，對于自身作用和地位有了清醒的認識，進而及時調整姿態，履行職責，安心擔當“虛君”的角色，才開啟了至今都讓英國人念念不忘的“維多利亞時代”。

制度給了維多利亞一個長治久安

　　歸根結底，慈禧與維多利亞治國差異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政治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治國模式。

　　英國人最先運用現代社會的運作機制，民主體制本身包含著強大的糾錯機制，故能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而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專制威權的文化傳統根深蒂固，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足以牽制統治者，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難以建立，就難于形成科學健康的決策執行機制。幾千年來，國家和社會因此付出巨大的運作成本。

　　在慈禧當權的年代，嚴酷的封建專制讓舉國上下一潭死水，長夜無歌。君臣關系演變為絕對的服從依附關系，人人噤若寒蟬，誰敢輕易發表不同的聲音？

　　即使偶爾有正直之士敢于發一點真實之音，虛驕自大的統治者又如何能聽得進去？

　　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八個總督中只有一個搖擺觀望，其他都反對依靠這些愚民的騙術“扶清滅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徐用儀等一批在京大臣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緒皇帝面前直言，堅決反對向各國宣戰。他們義正辭嚴地指出：“圍攻使館，實背公法。”“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甲午一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國乎？”可是，在乾綱獨斷的專制制度下，慈禧太后不但聽不進去這些常識，還把他們的腦袋砍掉。

　　慈禧太后和維多利亞女王的治國之途南轅北轍，區別不在于個人素質的高低，也不在于道德胸懷的差異，而關鍵是她們背后的制度、文化在起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