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評。”戴笠死后，章士釗先生題挽聯。 　

　　以后世觀點來看，戴笠在情報界可說是少有的天才，他在無師自通下一手建立軍統局這以他為核心的龐大情治機關，在抗日戰爭時期軍統局的敵后諜報偵搜以及中美情報合作對于戰爭的勝利有著無可抹滅的貢獻。但是因為他的立場忠于蔣中正，與上海杜月笙關系良好，因此蔣中正在抗戰結束前也將戴笠視為其最重要的親信之一，在臺面上無法解決的事情就必須借由軍統之手執行，因此他的行動也就包含了以臺面下手段幫蔣中正鏟除敵人。
 
　　對于40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外國人來說，戴笠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認為“不是中國的卡那瑞斯上將，而是海因里希·希姆萊”。戴笠給人的印象是聰明而有想象力，殘酷而不擇手段。他是中國國民黨的希姆萊。他幾乎是所有美國民主理想的敵人。在蔣的統治下，他企圖通過鐵腕來統一中國。他冷酷、狡猾而殘忍。納粹沖鋒隊頭子的帽子不是輕易摘得掉的。那些將戴笠簡稱為T.L.的西方人經常把戴笠稱做“中國的希姆萊”。那時在美國政府的情報圈子里，大多數官員都相信“戴笠將軍以劊子手聞名；以他為首的“藍衣社”，是個類似蓋世太保的組織，至少在上海是眾所周知；對政敵他有自己的集中營；他不喜歡外國人，而且外國人很少有人見過他”。

蔣介石與戴笠

　　戴笠作為一代暗殺王，曾受蔣介石指使暗殺孫中山的秘書宋慶齡的摯友楊銓楊杏佛。

　　戴笠自己知道這個綽號，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圖向他的美國朋友們證實“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蔣介石檢閱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銳部隊”，即坐落在重慶外的歌樂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舉行了一個奢華的宴會，耗盡了他從家鄉浙江帶來的200斤珍貴黃酒。歌樂山樂隊學會了演奏“揚基歌”和“迪克斯”，而且當人群里的美國人為這些歌曲拍手歡呼時，演員們還準備演中國戲。這時戴笠突然打斷了聚會，并堅持要說服美國朋友不要相信關于他的壞話。戴笠通過正式翻譯劉鎮芳說了半天，無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萊”，而只是“總司令的戴笠，僅此而已”。

　　1933年6月18日，一輛小轎車剛剛駛入上海法租界的亞爾被培路經陜西南路，突然從旁跳出了四名大漢，持槍急射，汽車司機中彈后奪門而逃，而車中乘客卻送院不治氣絕身亡，此人就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總干事、孫中山的秘書、宋慶齡的摯友楊銓楊杏佛。

　　如此身份特殊的大人物遇刺，一時間舉國嘩然，但是最終楊杏佛案無聲無息地被掩蓋了下去，甚至從未展開破案的調查。追究這一切背后的緣由，那就是因為楊杏佛開罪的是當時中華民國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

　　說到楊杏佛就必須談到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有感于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絕食抗議，陳獨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同盟成立伊始，楊杏佛就出任總干事一職。

　　其實在此之前，楊杏佛就因為不顧禁令，報道中共蘇區的情況，而招致了蔣介石的嫉恨，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后，楊更是不遺余力到處營救政治犯，做了許多共產黨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蔣氏眼中的一大禍害。

　　1933年5月間，楊杏佛收到了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則將采取強硬手段，對于此事楊杏佛并未理睬。隨后，對于他的刺殺行動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備起來了，執行這項行動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秘密組織藍衣社，而負責人就是有“蔣介石佩劍”之稱的戴笠。

　　在戴笠的布置之下，特務們先是偵察楊杏佛每日的行蹤，了解到楊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的樓上，愛好騎馬，在大路西路養了兩匹駿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帶，騎馬馳騁近一兩個小時。特務們認為，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段對楊刺殺機會最多也最有把握，不過最終實施地點還是選在了法租界，據說這是蔣介石的授意，因為宋慶齡住宅就在法租界，而“殺楊”的目的就是為了“敬宋”。

　　作為楊杏佛的朋友，魯迅就曾經說過，打死楊杏佛，原是對孫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楊杏佛被刺之時，他的兒子楊小佛是隨車同行，槍響之時，楊杏佛隨即轉身撲到了兒子身上護衛，他身被十余槍，而小佛只有腿部輕傷，對于楊杏佛臨難之時的這個行動，魯迅曾經感慨道“有后代就是有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