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對胡適并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寫的《詩與胡說》一文中曾論及他：“……中國的新詩，經(jīng)過胡適，經(jīng)過劉半農(nóng)、徐志摩，就連后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用唐朝人的方式來說我們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經(jīng)給人說完了，用自己的話呢，不知怎么總說得不像話，真是急人的事。”在感覺里，她對他更有種特別的親切，雖然她與他還從未見過面。那親切不僅來自于她早年讀過他的書，而且還有她的長輩與他的交往。

　　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買過《胡適文存》，大概又因讀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了《海上花》。張愛玲大約是在上中學(xué)的時候，坐在乃父的書桌前看了《胡適文存》，后來又“破例要了四塊錢”買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緣傳》，與弟弟分了看。仿佛一家人都愛讀胡適或胡適推薦的書。

　　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借了張廷重的《胡適文存》，看過了也不及時歸還。后來為了張愛玲與乃兄鬧翻斷絕了來往，更不還了。張愛玲則讀《醒世姻緣傳》一遍不夠，非常癡迷。在香港上大學(xué)遇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員，“駐扎在馮平山圖書館，發(fā)現(xiàn)有一部《醒世姻緣傳》，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biāo)，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只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張茂淵與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瓊早年還曾與胡適一個桌上打過牌�？箲�(zhàn)勝利后報紙上登著胡適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jī)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lǐng)結(jié)，張茂淵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

　　有了這些插曲，張愛玲應(yīng)少些與胡適聯(lián)系的顧慮。她雖是“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才“充滿了生命的歡悅”的性格，但在某些必須“人與人交接的場合”，她也是可以凜然而出的——當(dāng)年她就是挾著《沉香屑》與《心經(jīng)》，分別登了素昧平生的周瘦鵑與柯靈的門的。當(dāng)然她對胡適更敬畏些，可畢竟也只是寫封信而已，并不是面對面，不會有當(dāng)面語塞的尷尬。

　　1954年10月25日，張愛玲給胡適寫了封短信，同時寄了《秧歌》。此信被胡適粘在他1955年1月23日的日記前：

　　適之先生：

　　請原諒我這樣冒昧的寫信來。很久以前我讀到您寫的《醒世姻緣傳》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后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認(rèn)為稍稍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興了。這本書我還寫了一個英文本，由Scribuer?s出版，大概還有幾個月，等印出了我再寄來請您指正。

　　署名后用英文寫著她香港的信址。胡適的美國地址也許是給張愛玲許多照顧的美國新聞處駐港臺處長麥加錫打聽來的，后來張愛玲赴美，想來也少不了麥加錫的幫助。

　　關(guān)于章回小說《醒世姻緣傳》，亞東圖書館于20年代中期排版了標(biāo)點本，希望胡適為它寫序�？墒呛�適因一直未能考證出筆名為“西周生”的作者是誰，就將作序的事拖延下來了，而亞東圖書館對出版雖然也急，年年催促胡適，但也居然將清樣在胡適家里一放放了六七年，直到1931年12月胡適寫出一篇長達(dá)三萬字的《〈醒世姻緣傳〉考證》來。

　　有了胡適的序，亞東圖書館遂于次年出版了《醒世姻緣傳》。張愛玲當(dāng)年破例要錢購買《醒世姻緣傳》與弟弟分看便也應(yīng)在1932年，張愛玲13歲，是上海圣瑪利亞女校初中一年級的學(xué)生。那時的張愛玲對文學(xué)已經(jīng)由喜愛而至動筆，年內(nèi)即在校刊上發(fā)表了處女作《不幸的她》。她在這個年齡這種心理敏感時期讀到《醒世姻緣傳》，自然印象深刻，而引她讀此書的向?qū)�所給她的印象也不會不深刻。

　　胡適為《海上花列傳》作序早于為《醒世姻緣傳》作序六年，胡適畫上《�！沸蜃詈笠粋�句號的準(zhǔn)確時間是1926年6月30日。《海上花列傳》由亞東圖書館同年出版。那年張愛玲實足六歲，她自言七歲時的“課外讀物是《西游記》與少量的童話”，未提《海上花》。

　　據(jù)她的胞弟張子靜的回憶，張愛玲就讀黃氏小學(xué)(插班六年級)后，父親為他請了一位六十多歲的朱姓老師，在家教他念古書。“有一次，姊姊從父親書房里找到一部《海上花列傳》，書中的妓女講的全是蘇州土話(吳語)，有些姊姊看不懂，就硬纏著朱老師用蘇州話朗讀書中妓女的對白。朱老師無奈，只得捏著喉嚨學(xué)女聲照讀，姊姊和我聽了都大笑不止。姊姊對《海上花列傳》的癡迷，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張愛玲則在晚年自言“十三四歲第一次看這書”。

　　張愛玲在信中所表示的非�？释�得到胡適能給《秧歌》“平淡而近自然”的評語，讀者望文生義，多以為這個評語是胡適當(dāng)年給《海上花列傳》下的。而胡適在回信中也屢屢提及這個評語，更易使人誤以為的確是胡適的原話。實際上，給《海上花列傳》下這個評語的是魯迅。胡適在當(dāng)年的《海上花列傳·序》中，兩處三次引用這個評語，并且也指明了是魯迅“稱贊”的。

　　知道了評語的出處，再回過頭去重閱張、胡二人的信，結(jié)果令人驚訝。張愛玲寫的不過是“假使您認(rèn)為稍稍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興了”，看不出對于該評語出處有任何指往胡適的導(dǎo)向；而胡適在信中每提及此評語，也都加了引號的。原以為他加引號是用以“特指”，而非“引用”，不料卻是想當(dāng)然。張、胡在此并無掠人之美之嫌，的確無可挑剔。

　　張愛玲寫信寄作品給胡適，無意之中，是給胡適出了兩道考題：一是考他勢利與否，二是考他的文學(xué)鑒賞眼光。看來胡適都考及格了——他并沒有因為對方是無名小卒(當(dāng)時對他來說)就怠慢其作品，并且也看出了《秧歌》的好來。

　　胡適一向重視保存史料，甚至他記日記的部分目的也即為此。他不僅為最終留下的數(shù)百萬字的日記存世而終日孜孜矻矻，每天一筆一畫；一時忙碌無暇或疲憊疏懶不寫，過后不僅常常補(bǔ)寫，還總是把自責(zé)也寫進(jìn)去。胡適日記的形式也與眾不同，在日記中他不僅記事記人，自言自語，還常不著一字，而以事實說話，曲折透露心跡。所以他的日記簿里除了他的手筆外，還有政府的通緝令、學(xué)校的油印傳單、報刊對他的評論、中外重大事件的報道以及少許來信等等，真是林林總總，五顏六色，圖文并茂。而張愛玲寫給胡適的這封信，也就在胡適的這個習(xí)慣下，奇跡般地被保存下來了！

　　胡適將張愛玲的信粘貼在他1955年1月23日日記的前頁。除了這封信，他這天的日記沒有別的內(nèi)容，全是張愛玲：

　　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張愛玲女士寄來他的小說《秧歌》，并附有一信。(信附上頁)

　　我讀了這本小說，覺得很好。后來又讀了一遍，更覺得作者確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國小說，這本小說可算是最好的了。

　　一月廿五日(這個日期似有錯——引者注)，我答他一信，很稱贊此書。我說，“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結(jié)果單止產(chǎn)生了你這本小說，我也應(yīng)該很滿意了。”(此信沒有留稿)

　　胡適說“此信沒有留稿”，信稿卻被張愛玲留了下來。原稿雖然在張愛玲搬家中遺失，但幸好她已先請朋友代抄了一份(自然說明她很看重胡適的人和信)，后來更引進(jìn)了她的文章，胡適的信就由此得以永存了。

　　《秧歌》之所以得到胡適如此高的評價，除了作品的藝術(shù)魅力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作品的題材巧；二是張愛玲的信寫得妙。

　　此時的胡適，與共產(chǎn)黨的中國大陸非常對立。事由1948年中共將胡適宣布為“戰(zhàn)犯”開始；1949年5月11日，大陸著名學(xué)者陳垣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一封公開信，對胡適從治學(xué)方法直至政治立場、方向都予以批評，對他“轉(zhuǎn)向人民，翻然覺悟”。胡適于次年元月9日撰文回應(yīng)姿態(tài)強(qiáng)硬。1951年11月至次年1月，大陸又開展了對胡適的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

　　幾乎與胡適收到張愛玲作品和信的同時，大陸又一次開展了同樣規(guī)模的批胡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張愛玲把生活在共產(chǎn)黨治下的大陸人民寫得很可憐，自易得到胡適的欣賞。幾年來，他一直很注意由他的親友學(xué)生傳來的大陸人包括知識分子生活狀況的訊息，他將他們的信也粘貼在他的日記里。

　　張愛玲的信，給胡適的感覺對方是他的老讀者；《醒》、《�！范�書珍珠蒙塵，被世人冷落(所以他力薦二書)，而她卻“這些年來，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而顯然又是最初受了他的指引，不免引為知音。

　　胡適在回信中除了夸獎《秧歌》外，也提到了作品中的細(xì)節(jié)，提出了一些疑問，表明他的確讀得相當(dāng)仔細(xì)。

　　張愛玲接信，大喜過望，便又寫了一封信去，除了表達(dá)受寵若驚(“收到您的信，真高興到極點，實在是非常大的榮幸”)，認(rèn)同胡適的建議(“您指出76頁敘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刪，確是應(yīng)當(dāng)刪。那整個的一章是勉強(qiáng)添補(bǔ)出來的”)，解釋他的疑問(“160頁譚大娘自稱八十一歲，205頁又說她六十八歲，那是因為她向士兵哀告的時候信口胡說，也就像叫花子總是說‘家里有八十歲老娘’一樣”)，又透露了英譯《海上花列傳》和《醒世姻緣傳》的心愿，同時對翻譯這兩部作品也表現(xiàn)出了相當(dāng)?shù)淖孕牛?ldquo;里面對白的語氣非常難譯，但也并不是絕對不能譯的。”這自信又表現(xiàn)得十分巧妙——她在說了上面的話以后，又用了一個“補(bǔ)釘”：“我本來不想在這里提起的，因為您或者會擔(dān)憂，覺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會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過是有這樣一個愿望，眼前我還是想多寫一點東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實行的話，一定會先譯半回寄了來，讓您看行不行。”這樣一來，話就滴水不漏了，胡適哪怕再要說幾句鼓勵、告誡或指點的話都顯得多余了。

　　1955年的10月，張愛玲離開香港前往美國。她到美國不久，便約了好友炎櫻一同去拜訪胡適。那是11月上旬的一天，張愛玲走在胡家附近的街道上，走進(jìn)胡適住的公寓樓，邁入胡家房門，見了首次見面的胡適夫婦，聽了初聞其聲的胡太太的安徽國語，竟然一切都似曾相識，親切如舊。她面對胡適夫婦，自然想起曾經(jīng)讀到的對他們這一對幸福的舊式婚姻的那些評論，也可能會想到自己父母的不幸婚姻。

　　張愛玲在13年后發(fā)表的《憶胡適之》(香港《明報》，1968)一文中，在記述這一次“訪胡”之后，有兩段共近六百的拉雜文字，從“喝著玻璃杯里泡著的綠茶”，到“胡適之這樣年輕”！張愛玲雖然未加說明，但看上去，倒的確很像那天張愛玲與胡適夫婦閑聊的內(nèi)容。

　　對于這天張愛玲的拜訪，胡適的日記里沒有留下內(nèi)容。不過，過了沒幾天，也就是11月10日，胡適回訪張愛玲。11月份的日記，他就是從這天開始記的：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onMissEileenChang[拜訪張愛玲女士]。張愛玲，“author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豐潤張幼樵的孫女。

　　張幼樵(佩綸)在光緒七年(1881)作書介紹先父(胡傳，字鐵花)去見吳愙齋(大)。此是先父后來事功的開始。

　　幼樵貶謫時，日記中曾記先父遠(yuǎn)道寄函并寄銀二百兩。幼樵似甚感動，故日記特書此事。(《澗于日記》有石印本)。

　　幼樵遺集中竟收此介紹一個老秀才的信——我曾見之——可見他在當(dāng)時亦不是輕易寫此信也。

　　《澗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適自此對張愛玲由愛才而又平添了一份世交的親近。

　　而后張愛玲又一人去見胡適，這次是在胡適的書房里——上一次應(yīng)是在客廳。這次沒有了慈祥的胡太太與活潑的炎櫻，張愛玲拘謹(jǐn)起來，結(jié)果面對胡適“如對神明”。只能聽“他講他父親認(rèn)識我的祖父”；對胡適挑起的話頭，她竟不能應(yīng)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胡適講起大陸，說了一句“純粹是軍事征服”。其實國民黨又何嘗不“純粹是軍事征服”，只不過結(jié)果是征而不服、兵敗大陸。這有什么好說的呢？反而顯得言出負(fù)氣。而且胡適對《秧歌》的理解與張愛玲的本意也存在差異，胡適覺得《秧歌》“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按照千人千哈姆萊特的讀者定律，胡適這樣看也屬正常，可是他未止于此，偏又進(jìn)而加了一句：“——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這就“此話差矣”了，應(yīng)了他寫在后面的自謙：“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chuàng)作的人的胡說。”

　　張愛玲“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解放后在大陸的短短幾年，也感到新社會的壓力，“雖然本能地起反感”，但是“像一切潮流一樣”，她“永遠(yuǎn)是在外面的”，關(guān)鍵是作為一個眼高手也高的作家，她無意將作品變作控訴的工具。可是除了她，似乎誰都不這樣看，不只海峽兩邊都不約而同地將《秧歌》視作反共作品。胡適當(dāng)時與大陸的緊張關(guān)系，影響了他對作品藝術(shù)價值的判斷。

　　張愛玲在給胡適的第二封信中有語：“你問起這里的批評界對《秧歌》的反應(yīng)。有過兩篇批評，都是由反共方面著眼，對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樣注意。”“故事本身”是在“餓”的后面的世情人性。

　　胡適讀到這里，應(yīng)當(dāng)汗顏。而張愛玲這樣寫，也不怕使胡適難堪！當(dāng)然她不可能有一點點故意對胡適不敬。相反，正因尊敬在前，只顧老實作答，百密一疏也就難免了。

　　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中，用胡適居住的“白色水泥方塊房子”，胡適穿著長袍子，炎櫻向人打聽胡適回來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以及胡適給“ForeignAffairs”(《外交》)雜志寫稿都不得不由人刪改等等來表現(xiàn)一代風(fēng)流的胡適當(dāng)時的“沒落”處境，曲折表露她“蒼涼”的同情，甚至不平。

　　張愛玲與胡適見面后沒幾天就到了感恩節(jié)。感恩節(jié)的日期是每年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那年的感恩節(jié)是11月24日。張愛玲隨炎櫻到朋友家吃烤鴨，過后又逛街，“非�？鞓�”。只是樂極生悲，著涼嘔吐，更遺憾的是因此而無法應(yīng)胡適之約去“吃中國館子”了。

　　張愛玲到美國后，一時無處棲身，在炎櫻的介紹下，住進(jìn)了紐約救世軍辦的職業(yè)女子宿舍。救世軍是救濟(jì)貧民出了名的，幾乎成了“貧民”的代名詞。它收容的人中有許多是酗酒者，管事的老姑娘人們都叫她“中尉少校”，使人想起美國西部牛仔片中的情景。張愛玲以難民身份入得美國，當(dāng)時的處境也確與一般難民無異。她的《秧歌》英文本由司克利卜納出版公司出版后，雖然獲得評論家肯定，一般讀者卻并不歡迎，只印了一版，還銷路不暢，張愛玲的收入大受影響，于是趕緊想下一步棋，有心將《金鎖記》的故事拓展，寫成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說，名字也想好了，就叫《粉紅的眼淚》。

　　張愛玲聽說美國有一些基金會，可為文藝家提供短期免費食宿及創(chuàng)作的場所，新罕布什爾州彼得堡就有一家“麥克道威爾藝文作場”，那當(dāng)然是理想的去處，于是她在出版社的介紹下，向該藝文作場審批委員會提出了為期三個月的申請。

　　不知胡適在感恩節(jié)后有沒有再請張愛玲“吃中國館子”，就在這冬季里他們見了最后一面。那次見面，是胡適到張愛玲住的第87街上的職業(yè)女子宿舍來看她。那天胡適坐的時間不長，兩人交談的內(nèi)容張愛玲在《憶胡適之》里也說得草草。

　　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中說她是“二月里搬到紐英倫去”的，紐英倫是美國東北部六個州的總稱，張愛玲即此指她動身往麥克道威爾去。顯然她說的“二月”是指農(nóng)歷。因為該藝文作場審批委員會是公歷3月2日寫信回復(fù)，同意她的申請，而她是3月中旬才從女子宿舍啟程的。

　　就在張愛玲抵達(dá)麥克道威爾之前，一位美國老作家也悄然來到這里，他的名字叫費迪南·賴雅。賴雅曾兩次中風(fēng)，身體精力不濟(jì)，來此是想通過休養(yǎng)為寫作積蓄能量。張愛玲到達(dá)麥克道威爾的第一天，即3月13日，他們見了面；第二天兩人交談了幾分鐘；3月下旬，他們已經(jīng)開始互訪對方的工作室；4月1日，他們在大廳中坐在一起享受復(fù)活節(jié)正餐；幾天后，她將《秧歌》拿給他看，得到了他的贊賞；此后他倆單獨來往的次數(shù)增多；5月12日晚，他們便做了成人的游戲，還被賴雅記進(jìn)了日記。此時距他們第一次見面兩個月還差一天。

　　張愛玲與賴雅的戀情發(fā)展，是如當(dāng)年與胡蘭成一般神速。賴雅其實與胡蘭成有幾分相似：年長如父，聰明有趣，閱歷豐富，善于表達(dá)，善解人意，長于文墨；是又有她所看重的胡蘭成的優(yōu)點而無她受不了的胡蘭成的缺點。

　　就因為張愛玲自小缺少父愛，使得她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父親角色的補(bǔ)償需要。她早年的小說《茉莉香片》的主旨便是尋找真正的父親，但那還只是她心靈渴求的反映。胡蘭成的出現(xiàn)，使原本以為是難以企及的冥思忽然變作了可以追求的現(xiàn)實，她便“像熱騰騰的牛奶似的，從青色的壺里倒了出來，管也管不住，整個的自己全潑出來了”。她在與胡蘭成感情出現(xiàn)危機(jī)前對記者說：“男子的年齡應(yīng)當(dāng)大十歲或是十歲以上”，那時的她還未料到男人的這個年齡卻又是危險的年齡——大得還不夠。此番看上大她30歲的賴雅，或有吸取教訓(xùn)的意思，當(dāng)然即便有也是下意識里的。賴雅青壯年時，也是一位風(fēng)流健兒。前妻是美國著名的女權(quán)運動家，離婚后，他也結(jié)交過不少動人的女朋友，可到了張愛玲認(rèn)識他的時候，他已如同那個在香港請炎櫻看電影的潘那磯先生——所有的輝煌都已成了過去，是個落伍的人了。力既不足，心也就無余，為妻也就再不用為他的專心與否操心，而他的智慧還在，風(fēng)趣還在，其他的優(yōu)點還在，當(dāng)然好了。

　　使人驚訝的是，賴雅竟然與胡適同庚，同為1891年生人！單看張愛玲與胡適的交往，一般只會感到她對他的特別尊敬與他對她的非常關(guān)愛，及至看到張愛玲轉(zhuǎn)身即與賴雅婚戀，這才使人驀然驚覺張愛玲與胡適交往時，她的內(nèi)心正何等的寂寞與脆弱。而她與胡適這一對才子才女，其實是沒有什么事情不可能發(fā)生的。這時倘若回過頭來再讀《憶胡適之》，就會感到他們除了彼此的慈與慕之外，隱隱約約的也有一些什么火苗在搖曳，尤其是寫她與胡適見的最后一面：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fēng)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么笑瞇瞇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我出來沒穿大衣，里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lǐng)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fēng)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fēng)，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那“悲風(fēng)”并非來自時代的深淵，而是來自張愛玲的心底。她心中的那等悲涼又從何而來？不免使人想起胡蘭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話：“張愛玲忽然很煩惱，而且凄涼。女子一愛了人，是會有這種委屈的。”

　　姑姑當(dāng)年見了胡適報上照片之后那樣的笑貌口吻，不僅一直留在張愛玲的印象中，此時也會在張愛玲對胡適的感情中起到某種發(fā)酵作用。而胡適對張愛玲與賴雅的戀情實際上也起了某種發(fā)酵作用，否則不會那么快得驚人。“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一般會以為胡蘭成是“滄海”，誰知卻原來胡適是“巫山”呢！

　　而以張愛玲對胡適的依戀，以胡適的才子情懷，衍生出一段戀情，不是沒有可能的。而若果真如此，相較于張愛玲與賴雅婚姻的辛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當(dāng)然胡適也有“力既不足，心也就無余”的狀況，而張愛玲初至美國，還想有一番作為，即便情生于不知不覺，也還是會隨時警醒而立即禁絕的。何況在當(dāng)年，胡蘭成的夫人她可以忽略；而現(xiàn)在，胡太太是那么著名地在那里，張愛玲再不會像年輕時與胡蘭成那樣“只要是真喜歡什么，確實什么都不管”張愛玲：《紅樓夢魘·自序》。了。

　　賴雅在麥克道威爾的期限是5月中旬，張愛玲則可逗留至6月底。賴雅于5月14日只身離開麥克道威爾，前往紐約州北部的另一個營地——耶多藝文作場。張愛玲在入住麥克道威爾的第二個月即向場方提出續(xù)期申請，可是夏季的名額已經(jīng)滿了。張愛玲在懊惱之余，卻聽說秋季尚有余額，于是趕緊預(yù)訂。賴雅也訂了同期。

　　本來張賴二人由各自的性情，萍水相逢之后，多半也就按照各自的生活軌跡運行下去。即便在麥克道威爾再次相逢，也還是不能排除曲終人散、天亮分手的結(jié)局，可結(jié)果是兩人竟于當(dāng)年8月奉子成婚了！

　　張愛玲與賴雅在麥克道威爾春風(fēng)一度而至懷孕，顯然事應(yīng)在意料之中實際卻在預(yù)料之外，張愛玲因缺乏思想準(zhǔn)備而不免驚慌，好在賴雅這時的表現(xiàn)像個紳士——盡管他離婚30年來一直不肯再結(jié)婚，與張愛玲在麥克道威爾附近的車站分手后，他也沒有想定要與張愛玲結(jié)婚�？墒钱�(dāng)他得知她懷了他的孩子而又顯得十分無助時，自覺對這個可憐又可愛的東方女人負(fù)有道義上的責(zé)任，于是毫不猶豫地寫信向張愛玲求婚。12年前，張愛玲寫《金鎖記》，其中有一句話是：“男子對于女子最隆重的贊美是求婚。”不久她就得到胡蘭成最隆重的贊美了。她《粉紅的眼淚》里若留此句，應(yīng)改為“男子對于女子最大的安慰是求婚”�？墒琴囇�“買櫝還珠”——他堅決不愿留下她肚里的那個他稱之為“東西”的胎兒。張愛玲本是“不喜小孩，小狗小貓她都不近，連對小天使她亦沒有好感”胡蘭成：《今生今世·民國女子》。的，此時當(dāng)然即便單為遷就賴雅也不會不同意，于是到醫(yī)院里做了流產(chǎn)手術(shù)。雖然未必見得留戀孩子，可還是免不了有些感傷。令她感傷的還有她僑居倫敦的母親病逝的噩耗傳來。

　　那年她父母離婚后，母親赴法國之前到她住讀的學(xué)校里來看她。當(dāng)著母親的面，她“沒有任何惜別的表示”，可是當(dāng)母親離去后，她才“覺到這種情形下眼淚的需要，于是眼淚來了”。這次與母親永別，不知她是否也“覺到這種情形下眼淚的需要”？雖然她自言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胡蘭成也說她“從來不悲天憫人，不同情誰”，可是給讀者的印象她也并不是個眼澀淚涸的人。不同的是，那次是“哭給自己看”的，這回卻可哭給賴雅看了。

　　又做擔(dān)保人

　　10月里，張愛玲與她的新婚夫婿雙雙重歸麥克道威爾。雖然這次他們可住到來年4月，可是之后的去處不知在何方，賴雅向耶多的再次申請又被拒絕了，這使張愛玲不得不在入住麥克道威爾之前，就開始忙著四處申請別的藝文作場或基金會，像她40年代在上海初登文壇時的四處投稿。于是給胡適寫了一封信：

　　適之先生：

　　久未通信，但是時在念中。我在二月里離開紐約，由出版公司介紹我到MacdowellColony麥克道威爾藝文作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