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的年初，蔡文青就馬不停蹄地“搶救”著源于30年代老上海的海派旗袍。一個近距離的原因是她想趕在世博會之前搜集一批最具代表性的旗袍，并在世博期間向世人展示那個時代的上海服飾乃至上海的時尚歷史。

不要以為蔡文青是穿著海派旗袍長大的，事實上，她出生于1969年，這個看上去相當嬌柔的女生，頭上有著自己的一片天，她是好幾個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本報記者王婧

【新聞背景】

2009年的上海，整個城市在裝扮、在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世界博覽會。

這座恢弘的城市，在它百年的時光中，悄悄地沉淀下了一些人和事，它們以各種各樣的姿態躺在城市的表面或藏在城市的深處，它們也許是一座建筑，也許是一部著作，也許只是一件服飾——這些，用一個專業名詞來說就叫做歷史文脈。

現在，這座城市中的人，就是要盡力挖出它的歷史文脈，加以梳理，進而讓它們以最美好的姿態展現在世人面前。

上海市政協委員蔡文青正在做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她梳理的是老上海的一個特殊的符號——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上海這樣一個中西合璧的文化環境中長成并興盛，從此走向了經典，它的名字叫海派旗袍。

幻象，最終落進現實

如果你看過《花樣年華》和《色·戒》，你就會被里面的上海旗袍和上海女人的妖嬈華美所折服，男人有諸多幻想，認為那是個可望而不可即的背影，女人有萬千艷羨，覺得那只是個遙遠的、縹緲的夢。

和大家一樣，蔡文青開始對海派旗袍和老上海女人的印象也是如此，然而，在搜集的過程中，那些旗袍和旗袍曾經的主人們，卻開始從幻象變成了現實。

每一件旗袍歷經風風雨雨輾轉來到蔡文青的手中，有的帶著深深折痕，有的印著洗也洗不去的咖啡漬，但觸摸著這些就在眼前的件件衣裳，蔡文青獲得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驚鴻一瞥的感受。

譬如王映霞的旗袍。

這位當年演繹過一段轟轟烈烈情感故事的美人早已故去，旗袍也是從她的后代手中取得，它來源于當年王映霞的仰慕者章克標（金庸的老師）的夫人手中。

這件旗袍的最初線索為宋路霞——上海知名的文史掌故和家族史研究專家、作家所提供，因為長期專攻家族研究史，宋路霞認識了章克標家族的朋友，一個名叫吳崢嶸的小伙子。聽說了她們的目的后，吳崢嶸二話沒說便去找了章克標的夫人，與章夫人的交談相當愉快，這位九旬老人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便爽快地拿出了丈夫曾經仰慕者的那個遺物。

雖然過程極其簡單，“但是我們非常感動。”事后蔡文青向記者這樣感慨著，正是通過這次旗袍的搜集，使她們對自己正在做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章克標的夫人是在整理丈夫的遺物時才發現了王映霞的旗袍，一個女人對自己丈夫精心收藏著另一個女人的物品而沒有任何怨言，如此的寬容和大度，令人動容。

如果說搜集旗袍的這個過程已經充滿了驚訝，那么旗袍本身的展示則更是充滿了驚喜。那刻，展現在蔡文青眼前的這件王映霞的旗袍，顏色呈褐色，旗袍的前胸上綴一朵紅綠相間的老式繡花，樣式是傳統的高領、大襟、長袖，袍身直直的下來，根據古人對袍的定義，這件旗袍堪稱是真正意義的“袍”。旗袍有點厚，為真絲夾棉，中間襯以絲綿。

如果說，王映霞曾經被許多傳記作品形容成一個美艷、機敏、飽經世故、人情練達的交際花，那么，從這件平淡無奇的旗袍上，蔡文青獲得了另一種感觸：一個女人，不管她的人生有過多少復雜，但作為一個妻子，作為一個母親，她內心深處的那種簡單、樸素是一定存在的。

繁瑣，但卻感動快樂

搜集旗袍這件事情，表面上看來旖旎風光，而深層，卻是盤根錯節、難題重重，因為這批旗袍的主人，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海上名媛，要么已經過世，要么因了特殊的身份而使得尋找也十分特殊。

“搶救的過程很艱幸，也很令人感動。”蔡文青感慨萬分地說出了這句話，“一些經過歲月滌蕩的老上海名媛們，看淡了風云，有著一種非常寬容、豁達的態度。”

嚴仁美和席與時，這兩位旗袍主人便是這樣的老上海名媛們。

上世紀初的大家閨秀嚴仁美出生在一個聲名顯赫的海上大家族中，她的曾祖父嚴筱舫是李鴻章的幕僚，一個著名的實業家，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銀行。

現年已97歲的嚴仁美身在深圳，蔡文青有幸搜集到了她的兩件旗袍。

這兩件旗袍的線索，分別來自于徐景燦和宋路霞。

和老上海的大家族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徐景燦覓得了嚴仁美的電話，接通電話，老人相當的和藹可親，表示旗袍有，也愿意給，只是取的過程有點困難，因為旗袍放在她上海空置了多年的老房子里。她在深圳，沒法過來。

但經過一番思考后，近百歲的嚴仁美老人想起了自己上海老房子的鑰匙在滬上一個遠房親戚手里，于是，老人親自給這個遠房親戚打了電話，囑咐其陪同宋路霞她們去取旗袍。

在嚴老親戚的帶領下，宋路霞和蔡文青公司員工來到了那幢老房，打開塵封已久的樟木箱時，面對精致的旗袍和它數十年未褪色的華美光澤，她們感受到了一種震撼。

席與時的旗袍故事又有一種說法。身為上海匯豐銀行買辦席正甫的曾孫女席與時是當時上海灘著名的席氏大家族中的六小姐。當年嬌俏玲瓏的席大小姐如今已是80多歲的老人了，身居美國。蔡文青她們打去越洋電話后，一生熱心公益慈善事業的席與時立刻將旗袍從紐約寄出，并且還付了郵費。

“一件旗袍某種意義上代表了它的擁有者的個性。”比如蔡文青手中的席與時的旗袍，短款短袖，樣式非常活潑，是“西風東漸”下女性服飾解放的產物，與席與時追求自我、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個性非常吻合。

時間，總會證明一切

在蔡文青的旗袍搜集工作中，也許最讓她感慨的還不是獲得了王映霞、嚴仁美、席與時等名門望族的旗袍，而是與王明霞女士的相遇。因了與王明霞的相遇，蔡文青感到了旗袍搜集這件事的無上快樂。

王明霞是中國第一代受過教育的女知識分子，1921年出生在上海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家境殷實，從小衣食無憂，大學畢業后任基督教女青年會干事，一直是社會上的活躍分子。

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至今還能騎著自行車去買菜，回家做飯給兒孫們吃，路見比她年齡小的老人摔倒，她會扶起他們，用車推著他們去醫院。耳朵很好，報紙上的小字，不用戴老花鏡就能流利讀出，還會抑揚頓挫地唱諸多英文歌。89歲的老人活出了如此生動和鮮活的狀態，記錄著她漫長人生歷程的件件旗袍由此更彌足珍貴。

與蔡文青認識后，王明霞無私地將自己結婚時穿著的那三件旗袍送給了蔡文青做展示，旗袍樣式親切家常，但是做工非常精致考究，那種銀絲邊，是現在幾近失傳的釘繡工藝。

穿著這些旗袍出嫁的王明霞真正做到了與丈夫“同甘共苦”。在“文革”那個狂熱年代，造反派將她的丈夫安排在車上最危險的地方，致使出了車禍，導致丈夫下肢截癱。王明霞不離不棄地照顧了他16年，至今回憶起來依然無怨無悔。當公婆去世后，王明霞將公婆留給她的所有錢都留給了丈夫未成家的弟弟。

歷史總會記取一些人和一些事，這個平凡的真諦，成了蔡文青搜集旗袍的最大動力。

希冀，“夢醒”后“造夢”

觸摸著件件旖旎迷離的旗袍，蔡文青難忘兒時的夢想。

80年代上海屋檐下的少年，有多少人瘋狂地迷戀著快節奏的海外音樂、霹靂舞，讀中學的蔡文青卻在每一個清晨和日暮，默默做著自己的文學之夢，時任上海體改委（現發改委）副主任的父親是個文學愛好者，為女兒起名“文青”也正寓意于此。

那時的蔡文青，喜歡李清照的詞，拿過華東六省一市作文比賽的大獎，和大多同齡人不一樣的是，她總喜歡有厚度的東西：“可能從小到大，我的審美情趣都比較老派吧。”

這種審美趣味，用現在時髦的話就叫“崇尚經典”，在蔡文青的內心深處，始終有這樣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夢，為此，從兒時的“做夢”到如今的“造夢”，蔡文青一步步地走來。

一次，在蔡文青舉辦的一次工作論壇上，她聽到宋路霞談到了“旗袍”這個話題，認為“老上海旗袍的美是無法顛覆的”。那時，蔡文青的靈感被點燃了——對，趕在世博前，快點來做搜集旗袍這件事，它是我們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東西之一，這件事也是我們上海女性擅長做的。

由此，蔡文青開始了她的搜集工作。

如今，蔡文青已經搜得了老上海名媛淑女們的150多件旗袍，但她知道還遠遠不夠，她正把觸角伸得更遠、更廣，通過種種社會關系發掘、搶救代表老上海文化之一的海派旗袍。

“我希望在世博期間，即使沒有固定場館，也能有臨時機構，向世人展示我們海上名媛的風采。我們要向世人證明，上海曾經是個多么精彩的時尚之都。我們的追求不會停頓，目前是實物搜集，下一階段還要做專門研究，要將研究成果為后人所用。”

說這些話的蔡文青，清秀的臉龐上，目光清澈，神情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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