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9日，魯迅購得《芥子園畫譜》三集，是上海有正書局的翻造本。原刻難得，翻本無勝于此者，魯迅以此贈妻子許廣平，并題詩一首，云：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病逝于上海大陸新村寓所。再十年的1946年10月，許廣平寫了一篇《十周年祭》，回首當年道：嗚呼先生，十載恩情，畢生知遇，提攜體貼，撫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嚴父，師長丈夫，融而為一。嗚呼先生，誰謂荼苦，或甘如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這一詩一文，包含著兩人多少辛酸血淚，多少相愛相知，多少生死情誼！亦可看做是魯、許《兩地書》的延續！

魯迅說：“《兩地書》其實并不像所謂‘情書’，一者因為我們通信之初，實在并沒有什么關于后來的預料的；二則年齡、境遇都已傾向了沉靜方面，所以絕不會顯出什么熱烈。”“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學者王得后先生在《‘兩地書’研究》①?一書中指出，《兩地書》不是所謂“情書”，卻是別具一格的情書，很有風格的情書。魯迅與許廣平的通信，原信現存一六○封，其中魯迅致許廣平有七十八封；許廣平致魯迅的有八十二封。收入《兩地書》的是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魯迅致許廣平的六十八封；許廣平致魯迅的六十七封。《兩地書》是1932年11月編好的，因此在這之后有十八封來不及編入，而真正在這之前有而沒編入的只有六封半。王得后先生曾就原信與《兩地書》的文字作校讀，指出他們在編定《兩地書》的時候，對原信做了許多增刪修改，特別是許廣平的信，文字的修改很多，有的信常常是整段整段地刪去。但卻也不是為了藏匿什么隱私，因為所謂隱私的東西，原信中一點也沒有。比起《兩地書》來，原信自然更豐富，更生動，特別是有更多的細致的心理活動的表現，但《兩地書》卻更準確、更精煉。

許廣平是廣東番禺人，生于1898年，比魯迅小十七歲。1923年秋天，魯迅應好友許壽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1924年更名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講課，就在這里認識了許廣平。許廣平長得身材高大，而且總是坐在第一排，盡管如此，魯迅對這位外貌并不太出眾的廣東姑娘，并不會有很深的印象。而許廣平多年以后這樣回憶道：“突然，一個黑影子投進教室來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發，粗而且硬，筆挺的豎立著，真當得‘怒發沖冠’的一個‘沖’字。一向以為這句話有點夸大，看到了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綠夾袍，褪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彎上，衣身上許多補釘，則炫著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釘。人又鶻落，常從講壇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釘，也遮蓋不住了。一句話說完：一團的黑。那補釘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別熠眼耀人。小姐們嘩笑了！‘怪物，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也許有人這么想。講授功課，在迅速的進行。當那笑聲還沒有停止的一剎那，人們不知為什么全都肅然了。沒有一個人逃課，也沒有一個人在聽講之外，拿出什么東西來偷偷做。鐘聲剛止，還來不及包圍著請教，人不見了，那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許久許久，同學們醒過來了，那是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的世間吹拂著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絲的暖氣。不約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氣回轉過來了??”這樣的師生關系延續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于許廣平寫信向魯迅求教，他們之間才有了進一步的接觸，原本疏遠的師生關系才有了突破。

傳記作家伊妮說②，其實在這之前，許廣平曾和一位既是同鄉又是表親的青年李小輝相愛。李小輝原是想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因為錯過了考期，便進了北京大學。在經過一段短暫時間的相處后，兩人的感情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不幸的是不久許廣平被傳染得了猩紅熱癥，李小輝因經常來探視許廣平，也被傳染，結果是許廣平得到痊癒，而李小輝卻不治病亡。這個意外的噩耗直如晴天霹靂一般，幾乎將許廣平震懵了！因為這是她的初戀，也是她第一次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然而這一切都幻滅了，她沉浸在一種無法自拔的巨大悲痛中，有一段好長的時間。事隔18年，許廣平還這樣回憶著：“到了第十八年紀念的今天，也許輝的家里早已忘了他罷？然而每到此時此際，霞的愴痛，就像那患骨節酸痛者的遇到節氣一樣，自然會敏感到記憶到的，因為它曾經摧毀了一個處女純凈的心，永遠沒有蘇轉。”

而魯迅在此時，是早已有了妻室。那是1906年6月，當時在日本仙臺留學的魯迅，忽然接到母親的來信，說是病重，讓他速速返國。魯迅一回到家，卻發現家里張燈結彩，母親正在張羅為他娶媳婦呢。原來，母親聽到一個未經證實的流言，謂魯迅和一日本女人結了婚，而且有了孩子，經常攜兒子在東京街頭散步，母親感到驚駭不已，于是經由魯迅叔祖母藍太太的大兒媳謙少奶奶牽線，把藍太太的一位內侄女兒介紹了過來，成為魯迅的新娘子，名叫朱安，長得并不漂亮，額頭很明顯地朝前突出，小臉狹長，卻有一個顯得頗肥碩的鼻子。婚禮時，魯迅居然沒有半點反抗，他裝上假辮(因留日后已剪去辮子)，帶了紅纓大帽，按照當地儀式，在新臺門的神堂上，與朱安雙雙拜了堂，然后任由人扶著，像木偶人似的上了樓上的新房。可是那個新婚之夜，魯迅只是通宵達旦地看書，第二天，就搬到母親的房里睡了。再過數天，就回日本繼續求學去了。后來他曾對好友許壽裳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魯迅明知無愛，卻又不得不接受這個婚姻，據他日后解釋，一是為盡孝道，他甘愿放棄個人幸福；二是不忍讓朱安作犧牲，在紹興，被退婚的女人，一輩子要受恥辱的；三是他當時有個錯覺，在反清斗爭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誰結婚都無所謂。就這樣他和朱安過著“無愛”的夫妻生活達二十個春秋，而朱安就一如傳統的紹興太太般地做著家務，奉養著母親。在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定居后，朱安對曾是磚塔胡同的“二房東”之一的俞芳說：“過去大先生(指魯迅)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朱安甚至還帶著無限的希冀說：“我好比一只蝸牛，從墻根一點一點地往上爬，雖然爬得慢，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量爬了。”是的，可憐的朱安，她終究是無法爬到墻頂的，因為一個偉大而孤獨的靈魂需要慰藉，種種重大的精神創痛需要理解，需要溫柔的舐舔，這都不是她所能勝任的，于是許廣平取代了她。

《兩地書》共分三集。第一集是1925年3月11日到7月30日四個半月間在北京的通信。第二集是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在廈門與廣州間的通信。第三集是1929年5月13日至6月1日不到20天間，北平與上海的二十二封通信。從前兩階段可看出兩人從師生關系到最后同居的過程。王得后先生指出，從寫信的態度和語氣可以看出，起初的通信的確不帶戀情，而是師生間關于教育問題、學生運動、刊物編輯、人生哲學諸問題的請益與教導。雖然一開始就同聲相應、同聲相求，表現出相當的推心置腹，但師生間嚴肅與莊重的氣氛洋溢于字里行間，并無異性間的愉悅與追求。但大約經過一個月，當許廣平于4月10日敢于署名“(魯迅先生所承認之名)小鬼許廣平”，緊接著4月12日許廣平拜訪魯迅在西三條的住所，十六日的信敢用“‘秘密窩’居然探檢過了！”——“秘密窩”而帶引號，拜訪而用“探檢”，也就沖破了師生間嚴肅與莊重的氣氛，一種新的親昵的感情產生了。此后即彼此出題“考試”；在魯迅“即稱之為‘少爺’，刺之以‘細心’”，在許廣平則“敬領，罵好”；以至魯迅因“小鬼何以屢次誠惶誠恐的賠罪不已”而不安，而“辟謠”，而聲明“我并不受有何種‘戒條’。我的母親也并不禁止我喝酒。”“雖是太師母，觀察也未必就對，雖是太太師母，觀察也未必就對”。異性間相愉悅、相親愛，而唯恐產生誤解以至相離異的微妙心理，實已入木三分，躍然紙上了。而到6月25日這一天，是舊歷端午，魯迅請許廣平幾位女師大學生和俞氏姊妹(俞芬、俞芳、俞藻)吃飯，她們向魯迅勸酒，魯迅因高興而稍多喝了一點，于是“以拳擊‘某籍’小姐兩名之拳骨”，又“按小鬼之頭”，于是許廣平等以為魯迅喝醉了而“逃”走。當天晚上或次日早晨許廣平給魯迅寫了封信，大概很作了一番文章。魯迅27日上午收到此信，于28日寫了回信，前半赫然是一篇“訓詞”(編入《兩地書》時已刪去，只存于原信)，反復申辯：“又總之，端午這一天，我并沒有醉，也未嘗‘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們的專門學問，更與我不相干。特此訓諭知之！”王得后先生指出，這篇“訓詞”最大的價值，大概是足可以證明魯迅和許廣平的感情已經相當深厚，別致的格式、輕松的筆調、無拘無束的談吐，都是親昵的表現，從這以后的書信，是真正的一般人所謂的“情書”了。至于這之后有一年多沒有通信，并非感情有變化，而是兩人定情后的相互信任。

1926年9月29日，魯迅與許廣平同乘火車沿著京浦線抵達上海。9月2日清晨，他們又分別搭乘“新寧”輪到廈門，及“廣大”輪到廣州。魯迅是應聘到廈門大學執教的，許廣平則回到故鄉發展自己的事業。

臨分手時，他們約定：大家好好地為社會服務兩年，一方面為事業，一方面也為自己生活積聚點必需的錢。誰知，許廣平還在船上，就給魯迅寫道：“臨行之預約時間，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而魯迅剛到廈門，行李甫卸，也馬上就“覺得太閑，有些無聊，倒望從速開學，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滿”。相互之間流露出多么熾熱的戀情與難耐的心境！《兩地書》的第二部分即是這段期間的相思之情，我們看到許廣平的回信：My?dear?teacher!?你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滿’呢？你是因為覺得諸多不慣，又不懂話，起居飲食不便么？如果對身體的確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則還不如辭去的好。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你這樣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決沒有？或者于衣食，抄寫有需我幫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從長討論。”多么溫情的撫慰，多么體貼的“從長討論”啊！他們為了愛情而飽受苦難，磨練了意志，最后享受了歡欣！我們看1927年1月11日，魯迅給許廣平的信說：“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絕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樣的人了，我可以愛。”一切似乎是苦盡甘來，有情人終成眷屬！

然而這其間卻發生了“高長虹事件”的插曲，在他們的愛河中激起了漣漪。高長虹與許廣平同歲，1898年生于山西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從小就養成一種反叛和孤僻的性格。作家伊妮指出，意外的是，具有反叛性格的他，卻乖乖地聽從了祖父的安排，與一個無愛的鄉下纏足女子結了婚，并生下了孩子，過著一種麻木的生活。直到1924年下半年，他來到北京謀求精神與生活的雙重出路。他在一條僻靜的小胡同里，創辦了《狂飆》雜志，積極地從事“狂飆運動”。他突然造訪西三條胡同的魯迅，1925年4月，也就是魯迅與許廣平開始了“兩地書”通信不久，魯迅親自買了酒，邀高長虹與向培良、荊有麟、章衣萍等幾人到住所來喝酒，共商創辦《莽原》的事。從此，作為“莽原”社的同人，魯迅與高長虹過從甚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兩人會面不下一百次。就在此時，高長虹發現了熱情如火的許廣平，并暗暗地愛上了她，只是魯迅一點兒也不知道。許廣平以她女性細膩的心，也許早有所察覺？目前并無史料可證明。不過據許廣平6月17日給魯迅的信，談到對高長虹的詩文的感受，許廣平對高長虹好像并不怎么欣賞。隨著魯迅與許廣平的戀情日漸公開化，高長虹才發現自己患的是單相思，這種失落的痛楚，令他寢食難安，到魯迅與許廣平比翼南下后，高長虹更陷入了精神崩潰的邊緣。他公開向魯迅挑戰，他寫了《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把魯迅熱心支持青年創辦文學刊物，說成是為了“得到一個‘思想界的權威者’的空名”，到后來，則“戴其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狀況矣！”

對于高長虹的突然攻擊，魯迅開始真是莫名其妙，只是對其置之不理；后來實在氣憤，才寫了幾篇小文予以反擊。但他仍然不知長虹為何對他如此恨之入骨，直到1926年11月底，高長虹在《狂飆》上發表一首題為《給──》的詩，再加上熟知內情的朋友的說明，魯迅才豁然領悟。高長虹在詩里以太陽自況，以月亮比許廣平，而咒罵魯迅是黑夜。魯迅立即給在廣州的許廣平去了一信，說：“《狂飆》上有一首詩，太陽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這才明白高長虹原來在害‘單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到我這里來的原因，他并不是為‘莽原’，卻在等月亮。但對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敵對的態度，直待我到了廈門，才從背后罵得我一個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則當然要有月亮了，還要做什么詩，也低能得很。”后來魯迅在《故事新編》的《奔月》中，寫了善射的后羿打獵回來后，遭到了徒弟逢蒙暗算的故事，不言而喻，故事中的逢蒙就是影射高長虹。而現實中的高長虹在追求許廣平失敗后，改追冰心。后來韋叢蕪告訴魯迅，高長虹給冰心寫情書，已閱三載了。1929年冰心結婚后，將這捆情書交給了丈夫吳文藻，吳文藻于旅行時，隨看隨拋入海中，數日而畢。當然這是后話了。

魯迅與許廣平于1927年10月3日，乘“山東”號輪船抵達上海，頭幾天，他們寓居在共和旅館，10月18日上午，移入東橫濱路景云里第二弄二十三號，正式開始了他們公開的同居生活，消息傳出后，各色人等對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令人難堪的非議與指責，有人說，元配夫人朱安才是魯迅先生的合法“佳偶”，許廣平不過是一個姨太太；也有人說，魯迅與朱安破裂，是因為許廣平從中作梗。連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也公開表示他們的婚姻不合法，不予以承認。在《兩地書》的序言中，魯迅說：“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蔑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也已經掙扎著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卻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紀念，并以感謝好意的朋友，并且贈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

許廣平說：“從廣州到上海以后，雖然彼此朝夕相見，然而他整個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績，比較二十年前的著作生涯雖只占三分之一，而其成就，則以短短的十年而超過了20年。

”當然無可置疑的，這十年是凝聚著許廣平誠摯的感情與辛勤的勞動，“十年攜手共艱危”，他們艱危與共、相濡以沫，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表達的是人間的至愛！

補記：學者董大中在《魯迅與高長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書中，認為《給──》是寫給石評梅的，并對所謂“高長虹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詳見《都是月亮惹的禍？──魯迅、許廣平、高長虹的“三角”戀情》一文。